1998年的5月暴行后的改革是个“三心二意”的改革运动。新的势力出现了，但旧势力依旧根深蒂固。军人虽然没有像苏哈多时代的势力那么强大，可还是举足轻重。那些与暴力事件有关联的军官，由于证据不足，在改革时期依然逍遥法外，甚至还身居高位。
26年前的5月，印度尼西亚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反华人暴行。这个暴行，至今还没有找到幕后的黑手。有些人开始将之淡忘，有些人记忆犹新。实际上，它将成为印尼和世界华人的历史记忆。
现在回顾这起反华人事件的来龙去脉，是有其意义的，因为这类事件还可能重演。这起事件，是苏哈多集团在苏哈多倒台前的最后挣扎。
5月暴行的起因有历史根源。一般上印尼华人在经济上的地位，比所谓的印尼土著高些，文化与印尼土著文化有异。华人与土著间有合作也有摩擦，许多土著精英对华人有重大偏见。但是，不论是华人也好，土著也好，他们的族群都不是统一体。在苏哈多时代末期，土著之间的政治权力斗争愈加激烈，贫富之间差距扩大，遇到金融风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学生与反对派游行示威，要苏哈多下台。苏哈多集为转移人民视线，把矛头指向华人，导致对于华人的不满情绪急速扩散，各种反华与排华活动层出不穷，为1998年5月的暴力事件制造条件。
事件发生前，苏哈多集团内部分裂，反华势力抬头。苏哈多家族开始有计划地展开反华人行动，把经济危机归罪于华人，企图保住垂危的政权，酝酿了1998年5月的暴力事件。5月13日及14日一连两天，暴徒在首都雅加达烧毁掳掠华人的财富，光天化日下轮奸杀害华族妇女，可说是无法无天。印尼华人纷纷逃亡，有的逃到国外，有的迁移到印尼较安全的区域。
印尼华人的悲惨遭遇，引起世界媒体的关注，全球华人纷纷谴责。暴行发生不久，就出现了不少有关此事件的报道文章、新闻图片集，甚至刊物专辑。然而，较深入且有系统地分析此事件来龙去脉的学术专著却很少见，简玛·波蒂（Jemma Purdey）博士于2006年出版的作品填补了这个空缺，至今还没有新作能比此书更加深入探讨这个事件。我这里的叙述和分析，大部分都是根据简玛的著述。
当年发生的暴力事件，并不限于雅加达，在梭罗也发生类似事件，但较少人提起，有专家认为它的情况比雅加达的严重。起初虽有强烈的反华人因素，但是后来演变成为反苏哈多政权的民主运动，势力增强，猛不可挡。苏哈多为了避免血腥冲突，立马让位给副手哈比比，从此开始了印尼史上的“改革时期”。
寻找真相委员会报告书
新上台的哈比比总统，在国内外的压力下，终于组织了“寻找真相委员会”，以便平息国内外的抨击。这委员会由军人、官员与民权人士共18人组成，代表了不同的压力集团，因此意见常有分歧。所以，报告书的内容可以说是容纳各方意见，具有妥协性。它暴露一些重要的事实：5月的暴力事件是与上层领导有关系，模式类似军事行动，华族妇女有52人遭强暴，不过动机未明。
事件发生的那两天，警察袖手旁观，军警也不知去向，确实令人费解。当时的战略部署司令、苏哈多前女婿普拉博沃将军，与大雅加达市军区司令夏弗里（Sjafrie Sjamsoeddin）将军，在事件中的角色不明，还必须进一步调查。简玛说，报告书并没有指出幕后的黑手，当然也没有说明谁应该负起责任。诸多问题，依然没有解答。
可是，报告书已承认这不是一般的暴力事件。根据简玛的研究，暴乱发生的第二天，雅加达军部与一些要员曾经召开过秘密会议，普拉博沃与夏弗里皆有出席。然而，他们都矢口否认曾经讨论有关上述问题。但是当时的华人社会深信，此事是普拉博沃在幕后操纵。
1998年5月暴行后反苏哈多的示威持续，苏哈多终于下台，华人与印尼土著之间的关系依然紧张。在爪哇几个小城市，华人与印尼土著之间往往会因为芝麻小事而引发族群冲突。不过因没有上层人士参与，所以没演变成为种族暴乱。印尼社会虽已经民主化，可是基本的结构并没有改变，族群的关系也没有本质上的改善，所以不能保证反华暴力事件不会重演。然而，必须在此指出，在改革时期，印尼华人的地位逐渐提高，待遇也逐渐好转，政治和社会获得了暂时的稳定，华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法律上的平等待遇，至少理论上是如此。
其实，1998年的5月暴行后的改革是个“三心二意”的改革运动。新的势力出现了，但旧势力依旧根深蒂固。军人虽然没有像苏哈多时代的势力那么强大，可还是举足轻重。那些与暴力事件有关联的军官，由于证据不足，在改革时期依然逍遥法外，甚至还身居高位。
苏哈多家族的势力虽然已被削弱，但是仍然屹立不倒。新的改革派的势力开始兴起。佐科代表这个新的改革派的力量。可是到后来，这新旧势力逐渐走在一起，代表旧势力的普拉博沃与代表改革派的佐科合作，佐科的长子与普拉博沃组成正副总统，参加今年的总统选举且成功当选。普拉博沃变成了佐科的继承人。很少人会相信，普拉博沃能够代表改革派的阵营，许多观察家认为这是旧势力的复辟。
与1965年930反华事件对比
应该指出，印尼建国以来有两件被外界认为是反华大暴行：一件是1965年的反华事件，另一件是1998年的反华暴行。这两件所谓的反华事件，其实是不同的。后者是“种族冲突”，滋事者的目标是华人（尤其是印尼华人），而前者是“政治意识”的斗争，对象是印尼共产党和共产中国。1965年传印尼共产党发动930运动，指控右翼军人策划夺权。但是930运动失败，军人开始反击，指控印共策划夺权，中国支持印共，并且大规模剿共。
在1998年的暴行中，暴徒和幕后的主持人没有华裔参加策划，没有反中国的言论，也没有攻击中国使馆和与中国有关的机构，暴行纯粹是针对印尼华人，不管是外侨或者印尼籍的房产和企业，都不能幸免，甚至连在文化上接近“同化“的土生华人，以及亲印尼政府的华裔人士，也成为攻击对象。政府智囊团的重要成员尤索夫·瓦南迪（林绵基），在5月暴行后著文评论，华人华裔已经不被当成“印尼民族”的一员。
由于1998年的反华暴行是针对华人，尤其是印尼华人，而不是针对中国，所以中国政府没有提出抗议。直到7月间中国驻印尼大使才向哈比比政府表示“关切”，要求印尼政府保护少数族群的生命和财产。当时北京政府还相当孤立，对于苏哈多政权还抱有希望，似乎不愿失去印尼的支持。
可是，1965年的反华事件不同，它是反印共和反中国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由不少右翼印尼华裔参加策划，他们攻击左派人士（包括华人在内），同时，指控北京参与1965年的事件，于是攻击北京的大使馆、领事馆和新华社。北京也站在印共这一边，谴责印尼军人政府。两国关系急转直下，终于在1967年决裂。1965年的所谓反华事件，传说反华暴徒和军人屠杀了几十万甚至是100万的印尼华人。其实，屠杀事件主要发生在乡村地区，村民都是印尼土著，“万人冢”据说到处都是。然而，印尼华人一般上都住在城市，参加印共的不多，所以受害人数也非常有限。（有关印尼大屠杀的遇害族群，请看参考《联合早报·言论版》2016年5月14日的拙文。）
作者是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资深访问研究员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兼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