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中国须面对的残酷现实是，谁在11月入主白宫并不重要。事实上，中国领导人对两位候选人改变对中国的对抗性态度，并不抱有任何幻想。这样反而更好，因为两人的确不会这么做。
也许全球有近40亿人投票的2024年可称得上是选举之年，但最受关注的还是今年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毫不夸张地说，在当前这个多重全球危机并存的时代，这场选举不仅对美国人，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是事关重大。
从历史上看，美国总统选举的重要议题很少涉及外交政策。当然，也有例外。越南战争最激烈的1968年是一例，全球反恐战争和入侵伊拉克成为关注焦点的2004年则是另一例。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主导选举辩论并影响选民的是国内问题（主要是经济方面）。
然而，在这次的竞选过程中，国内外问题却被混为一谈。可以肯定的是，国内问题仍然是最重要的，但从竞选言论来看，它们已与有关中国的政治论述融为一体，特别是指中国如何明显地窃取了美国的就业机会和知识产权，因此须要征收关税和实施产业政策。这对北京，以及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来说，当然不是好消息。
对华政策：连续性大于变化？
那么，特朗普和哈里斯这两位美国最新上演的政治大戏中的主角，会如何应对中国挑战？
就前总统特朗普而言，我们可从他在任的四年看出一些端倪。在执政期间，特朗普政府精心布局，来个政策急转弯，背离当时盛行的对华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转向大国竞争。
特朗普的政府充斥着对华鹰派，他们更乐于将经济相互依存视为摩擦的主要根源，结果先是爆发了贸易战，随后又引发了科技战。在这段期间，特朗普对中国采取傲慢而强硬的立场，似乎并不在意这一做法会导致双边关系急剧恶化。
特朗普远非一些人所以为的孤立主义者，实际上，他重新关注亚洲—太平洋，包括将其更名为印度—太平洋，认为这是美国国防利益的重要地区，并把目标对准中国。地区安全盟友和合作伙伴对美国采取更加强硬的姿态表示欢迎，但与此同时，特朗普六亲不认的交易型手段却让他们深感不安。
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以反复无常而闻名，但有一点却是始终如一：他讨厌贸易逆差。因此，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可以肯定的是，他将再次被坚定主张征收关税的对华鹰派包围。事实上，之前在特朗普政府任职，又没有与他闹翻的一些人，已经在伺机而动。
要想预测哈里斯政府的对华政策，就必须首先了解她将从拜登总统那里继承什么。毕竟，他是她目前的上司。
值得注意的是，现任民主党政府的对华政策，不仅没有抛弃继承自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拜登总统和他的团队反而加快这些政策的实施，并对其进行微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拜登政府执政初期就提出这一方针，他将美国的对华方针描述为“应该竞争的时候竞争，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
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前者更倾向于积极主动的外交和建立国际伙伴关系，预计哈里斯也会这么做。特朗普喜欢以交易和单边主义的方式处理全球事务，而拜登则通过加强四方安全对话（公平地说，这一机制是特朗普政府重新启动的）、深化日韩美三边合作、加强与菲律宾的防务关系，以及发起由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组成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等方式，致力于与友邦和盟国建立伙伴关系。
同时，拜登还出台具针对性的“小院高墙、去风险”政策，主要侧重于限制中国获得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和设备，但也通过旨在振兴美国工业和经济关键部门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和晶片法案（CHIPS Act）等产业政策加强这一战略。
候选人至今说了什么
无论谁当选，我们都很可能发现，在对华政策的实质内容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两位候选人都发表了一些可能预示未来政策方向的含糊其辞的言论，但在解读这些言论时，最好还是谨慎一些。
在共和党方面，特朗普曾批评台湾制造业的发展损害美国的利益，因此有必要让这些就业岗位回流到美国人身上。特朗普和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万斯都坚持认为，盟友应该为自己的国防承担更大责任。特朗普还进一步建议，除了对所有外国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外，还要对中国征收60%的关税。然而，在一片叫嚣声中，我们应记住一个事实，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实际上在特朗普执政期间有所扩大。
哈里斯身为副总统，在深谙国际外交事务的现任总统手下工作，对外交政策的接触却比人们想象的要少。事实上，在外交政策方面，她目前只一心想着与以哈战争保持距离；这场战争已在加沙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并可能在国内给她带来重大问题。讽刺的是，在拜登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的几天后，哈里斯就同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会面；这是自事态发展出现变化后，她首次与外国领导人举行重要会晤。
中国须面对的现实
在中国问题上，哈里斯除了粗略地谈及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行为，以及采取“去风险”做法的必要性之外，就几乎没有发表过其他这方面的言论。尽管如此，必须指出的是，身为副总统，她忠实地遵循了拜登的对华政策框架。另一点值得考虑的是，她的竞选搭档沃尔兹对中国很熟悉。他曾于1989年在广东任教，后来带领学生代表团访问中国。
乐观主义者会推想，这份熟悉和经验或可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发挥微妙作用，而这正是万斯所缺乏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个人经历在政治领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毕竟，几乎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985年在艾奥瓦州度过的那几周，对他如何看待或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有任何影响。
说到底，中国须面对的残酷现实是，谁在11月入主白宫并不重要。事实上，中国领导人对两位候选人改变对中国的对抗性态度，并不抱有任何幻想。这样反而更好，因为两人的确不会这么做。但起码认清这一点，有望让两国在未来四年寻找坚固护栏的过程中，对能够或不能实现什么，有更合乎现实的看法。
作者Joseph Chinyong Liow是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高级研究顾问、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院院长、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陈嘉庚讲席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
原载《联合早报》旗下英文电子杂志“思想中国”（ThinkChina）
黄金顺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