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破茂在日本失去20年、30年、国力走下坡路时刻，重拾“日本可以说不”的旗号，试图以“中国威胁论”为由，要白宫交出部分亚太的军权，以便东京负起同盟国职务并分担防卫责任，不能不说有超人的胆识。
不出各方所料，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豪赌受挫后的首相石破茂，虽然让自民党丧失50多个议席，就连加上忠实伙伴公明党（同样严重受挫）也无法保住全体议席过半，但由于反对党一盘散沙，石破在第二轮投票中获胜，成为第103届首相。但谁都明白，这个弱势的少数执政党政府，随时都有面对反对党投不信任票的可能性。加之石破在党内势单力薄，对宝座虎视眈眈者大有人在，自认为“政策通”的石破，要全面开展与落实具有“石破色彩”的内外政策是不太可能的。他不能不有所选择，有所妥协。
在诸多内外难题当中，石破估计会优先推行在他看来是强项的“安保观”与“外交论”。前者流露于他在9月间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夕抛出的亚洲版北约的构想。石破声称日本要派兵到美国关岛军事基地，与美国建立平等的同盟关系。后者体现在决定出马参加自民党总裁竞选的时刻，称台湾为“国家”，率领10余名国会议员访台，但在上台后口口声声称自己是1972年访问中国、促使日中恢复邦交的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弟子，摆出主张积极加强日中两国交流与对话的姿态。
他先是高调挑战北京底线，后是笑脸相迎，表示重视与中国的交流及强调其政治引路人田中与中国的情谊，当然称不上是什么高明的“外交论”。这手法与2011年上台、曾自我标榜为“日中交流之子”（1984年胡耀邦时代应邀到中国交流的3000名日本青年之一）、2012年下令收购尖阁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时任日本首相，现为立宪民主党党魁野田佳彦的言行，有异曲同工之妙。
倒是石破的安保观，特别是亚洲版北约的构想，引起各界关注和相对强烈的反响。首先，这个以“中国威胁论”为借口，试图倡议日美平等同盟共同治理亚太的构想一发表，就遭到美国和印度反对。接着，有亚细安媒体如《雅加达邮报》发文明确指出，亚细安需要日本作为可靠的贸易与经济伙伴，而非只会加剧本地区紧张局势的盟友。
由于负面反响超越东京的想象，石破心腹的新任外相岩屋毅不得不紧急灭火，表示此构想还有待中长期讨论。石破本人也知难而退，在10月老挝举行的亚细安首脑峰会上只字不提此事。
尽管如此，认真回顾战后的日美关系史，特别是日美同盟论的变迁史，不难发现在日本保守派精英的主流意识中，从来就不欠缺类似石破的安保观。关键是由谁，于何时何地，直接或间接发出声音。
简单而言，从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至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是美国以盟军为名，单独统治日本的时期，被喻为“白脸天皇”的麦克阿瑟将军一人说话算数。1947年12月方从牢房释放出来的甲级战犯，如后来成为首相的岸信介等日本政客，只有言听计从。
紧扣日美安保体制战车
1951年9月8日签署、1952年4月28日生效的《旧金山和约》，总算让日本结束被美国单独统治的“美军占领时期”，不少日本人视之为独立纪念日。但就在同一天，前一年同月同日签署的《日美安保条约》也同时生效。换句话说，战后刚刚“独立”的日本，就马上被紧扣在“日美安保”体制的战车上。
从外面的世界来看日美安保体制，谁都一眼看穿两国是同盟关系（尽管双方地位悬殊，毫无平等可言）。但限于国内外的形势与条件，日本官方在最初30余年，一直否认两者是盟国，特别是军事同盟。原因有三：一来是受制于战后日本不得拥有战力及集体防卫权的和平宪法；二来是饱受战争祸害的日本民众反战、厌战情绪高涨，他们不仅“谈核色变”，对“同盟”二字，特别是“军事同盟”四字极为敏感；三是亚洲民众对日军铁蹄下暗无天日的日子记忆犹新，日本只能躲在美国保护伞下，才能南下拓展经贸活动。换句话说，“美国监视日本论”有利战后日本的南进，“日美国盟论”（特别是“日美军事同盟论”）无助于战败后百废待兴的日本。卧薪尝胆、追随美国，可以说是日本保守精英间心照不宣的唯一手法与出路。
“安保经济繁荣论”
正因如此，二战后以官僚出身的政治家如前首相吉田茂领导的自民党保守本流派政府，一向高举“轻武装、重经济”的旗号，基本特征是着重于经济外交，对于美国采取服服贴贴的态度（至少在外面上）。他们认为，战后的繁荣与成功是建立在日美安保体制基础上的。所谓“安保经济繁荣论”，便是这样的货色。
正是在同样背景下，1967年12月，尽管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对整军情有独钟，他在国会宣称推行不开发、不导入与不拥有核武器的“非核三原则”政策。但有趣的是，1974年，正当他兴致勃勃，满怀喜悦心情等待获悉诺贝尔和平奖得奖人佳讯的前夕，华盛顿传来一则令他难堪的“爆炸性新闻”：一名美国前海军中将拉洛克曾向国会供述，美舰在进入日本港口之前，并未卸下核武器的事实。
这项供证无疑否定多年来日本官方一再强调的不让核舰进入港口的“保证”，也宣判佐藤政府所谓“非核三原则”的破产。鉴于民众反对情绪高涨，加之反对党和大众传媒强烈反应，日本外交部不得不一再声明“相信并非事实”，并促请美国政府对事件表态，指出“拉洛克发言纯粹是他个人意见”。
“同盟”二字使用不得
换句话说，尽管日美安保条约在实际上规定美日两国主仆的“军事同盟”关系，但由于日本国内“国论二分”（即对国家出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与看法），官方不得不否认两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哪怕是“同盟”二字，都会被视为敏感字眼。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初期。最明显的例子是1981年5月，时任外相伊东正义由于同意日美共同声明使用“同盟”二字，而猛遭在野党与舆论界的抨击。加之美国前驻日大使赖肖尔教授公开承认，携有核武器的美国军舰曾多次进入日本军港，迫使时任首相铃木善幸领导的政府不得不强调原有路线不变，并起用园田直为外相，取代被迫辞职的伊东正义。由此可见，时过二战36年的1980年代初，“同盟”二字还会勾起日本民众对二战期间“日、德、意”法西斯国家结盟为轴心国发动侵略战争，并带来惨败经验教训的痛苦回忆。
揭开“吉田学校”面纱
但经过这回自民党内部对“同盟”字眼的论争，长期以来日本官方与西方媒体一再渲染的“军事扩张自肃论”与“经济成长专念论”等烟幕或面纱，已经到了快要被揭开的时刻。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保守本流派”如吉田茂等高举“轻武装、重经济”旗号的同时，日本官方与自民党鹰派人士也不忘倡议修宪及通过“扩大解释”等手法曲解宪法。有“昭和妖怪”之称的前首相岸信介，无疑是积极推动修宪的代表人物。到1980年代初期，有“平成妖怪”之称的中曾根康弘上台后，更公开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路线，意图打破各种战后日本的禁忌。1983年1月，中曾根访美，公然强调日美的同盟关系（即“日美命运共同体”），并表示要将日本建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尽管这在当时的日本舆论界曾遭受强烈批判，但“日美同盟论”从此不再成为敏感话题。
1990年代初期，手持政界重组指挥棒、有政坛“幕后将军”之称的小泽一郎提出“普通国家论”。在《日本改革计划》一书中，更直接指出“吉田主义”或“吉田学校”并非真的主张不要整军，而是受到当时经济、社会与思想意识等条件的制约。他引述吉田茂著作，指出吉田认为“在经济上、技术、学术已达世界一流的独立国家日本，在自我防卫问题上如果继续依赖他国，其实就等于有如单轮状态的国家”。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经济泡沫鼎盛时期的日本，右翼政客如石原慎太郎之流曾大声呐喊《日本可以说不》，自认羽翼已丰的日本的论坛也曾一度掀起日本应该力争名列世界第一，还是甘拜下风，位居美国之后“二把手”的论争。其间不乏“日美军事同盟”应平起平坐的论调，日本保守舆论界也曾一度掀起“嫌美”（即讨厌美国）论的热潮。
但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要求与美国建立较为平等的同盟论，与一般民众反对日美安保体制不是一回事。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嫌美论”已少有所闻，取而代之的是安倍晋三、岸田文雄等对白宫主人毕恭毕敬，重走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对美追随外交”。
从这角度来看，石破茂在日本失去20年、30年、国力走下坡路时刻，重拾“日本可以说不”的旗号，试图以“中国威胁论”为由，要白宫交出部分亚太的军权，以便东京负起同盟国职务并分担防卫责任，不能不说有超人的胆识。
且看“新国防族”领袖出身，“有谋”“有术”、试图左右开弓与周旋的石破首相，如何驾驭随时可能触礁的“（石）破丸（船号）”！
作者是新加坡学者、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厦门大学国际传播中心名誉主任、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