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4月参加北京大学佛研中心王颂教授组织的会议，主题是佛教的中国化。但我所关心的是各国佛教的现代化，因为这也关乎整个宗教文明的现代化进程。
以华人宗教的现代化为例，当代华人宗教形式，并非自然发展过程的产物，而是对西方宗教冲击之下的应激反应的成果。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签订近代史上首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此条约并无传教相关的内容。直至1844年，中美在广州望厦村签订《五口通商章程》时，外国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权才得以确立。这项权利还在此后的中国与英、美、法国分别签订的《天津条约》中获得强化。
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快速传播，加上与传统中国宗教之间巨大的差异，就促使中国本土教徒反思、改革宗教实践甚至教义。此后，清末开始“庙产兴学”运动，也就是官方征收传统宗教的产业来兴办教育，这直接动摇传统中国宗教的生存根本。随着基督教在大都市传播开来，一些中国民间社会与知识精英也开始改宗信仰。以汉传佛教为主的中国传统宗教，就被迫开始“现代化”，大力兴办教育、慈善，也引进自由、科学与平等这些现代观念，带来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汉传佛教的复兴运动。
但究其实质，这种现代化是被动的，未必心甘情愿。因此，与这种向西方看齐的现代化相对应的，还同时存在有复古、希望回归传统的寻根趋势，后者是为了解决西化之后的华人身份危机。
到了1949年，中国传统宗教又面临另外一个断崖式的危机，历史传承的中断是两千年来未曾经历过的巨大改变。直至上世纪80年代之后，才慢慢回归传统，这也造成今日从官方、宗教界以及学界都提出的“宗教中国化”的现实与理论基础。可以说，“中国化”是传统东方主义的表征，也是在现代化过程之中另外的一极。
其实，基督教并非具是本然的进步因素，中世纪的基督教在西欧，曾经不仅是信仰的中心，更拥有垄断世俗的巨大权力，也一度成为科学与进步的阻碍。但随着16世纪马丁·路德与加尔文等的改革运动，宗教多元化与个人信仰自由化的趋势，才慢慢获得确立。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强调理性、科学与自由的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的大潮。在此期间，基督教修道院与大学不仅是教育和知识创新的中心，也推动自身的现代化进程。
现代华人宗教向西方学习，并非是向西方传统学习，而是向西方现代化后的宗教学习。所以，所谓东方宗教的现代化，也正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来接纳科学、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以理性的批判性思维来替代宗教蒙昧主义，并积极参与到现代社会的公益与社会改革之中。
最近这些年，我也在关注百多年来的新加坡汉传佛教。与在中国本土的传承演变相比，新加坡汉传佛教具有极为不同的一面。首先，新加坡汉传佛教的现代化，是一种保有传统的现代化，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没有中国式的巨大历史震荡与割裂。在通过大量文献分析与田野调查之后可以发现，新加坡汉传佛教不但保留华南信仰的民间性、世俗性与历史感，也由于没有经历过官方对宗教的敌意与人为改造，它就像是一个活在时间胶囊之中的华南宗教化石。与之相比，中国本土的宗教则一直处在剧烈的两极震荡间，要么全盘扔掉传统，烧毁古籍，砸烂文物；要么又强调要有东方主义，以此来对抗具有普世价值的现代文明要素。宗教如此，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亦是如此。
新加坡时至今日固然是一个非常西化的国家，但本地政府一直注重本土文化的延续。各种宗教传统，即使是求神拜佛、扶乩占相、歌舞娱神等，都不会被贴上封建迷信的标签而加以杜绝。各个宗教的节日，都会无差别地设为全国假日来庆祝。政治领导层无论个人信仰为何，都能尊重其他宗教的信仰。新加坡也一直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东西方主要国家都保持友好关系，如此方能实现东方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微妙平衡。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