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下降是世界多国面临的共同难题，人口增长放缓甚至进入负增长，可能给国家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等领域带来负面冲击。一些国家因此视之为影响国家存亡的重大危机，纷纷出台‘催生’政策。但专家认为，鼓励人们生育更多孩子并不能解决问题。
去年底，八岁的格林纳西斯还是希腊小岛泰伦多斯（Telendos）小学唯一的学生，直到最近母亲带他迁移到附近一座较大的爱琴海岛屿，他才终于有了同学。
格林纳西斯的母亲普拉齐告诉《金融时报》：“他完全孤独一人。我也希望他能像我一样在泰伦多斯上学，但我无法忍受孩子如此孤独。”十年前，泰伦多斯有超过100名常住居民，如今只剩约60人。
在希腊村庄奥尔梅尼奥（Ormenio），少年尼古拉斯也面临相同处境。作为村里唯一的13岁儿童，他缺乏年龄相近的玩伴，周末大部分时间只能独自打电玩打发时间。
奥尔梅尼奥所在的奥雷斯蒂阿达市（Orestiada）人口在2011年至2021年间减少了16%。奥尔梅尼奥村长瓦西里亚迪斯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这里过去住着很多孩子，但目前300名居民中有三分之二年龄超过70岁。一名61岁村民感叹：“过去我们常常在婚礼和洗礼仪式上聚会，现在我们在葬礼上见面。”
瓦西里亚迪斯的一名兄弟是奥尔梅尼奥和附近村庄孩子的语言治疗师。他说，长期的孤立导致这些孩子无法正常发展社交技能，有孩童因没有朋友可以和自己聊天，口吃越来越严重。
多国视“宝宝荒”为危机
希腊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希腊出生率下降10.3%，为92年来的最低水平；去年的出生率料维持下跌趋势。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形容，这是“国家威胁”，也是养老金制度的“定时炸弹”，而其他许多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人口危机。
意大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意大利共有37.9万名新生儿，较2022年减少3.6%。这是意大利出生率连续第14年下降，也是自1861年意大利统一建国后出生率最低的一年。目前，意大利总和生育率仅为1.24，即每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1.24个孩子，远低于维持人口代际稳定所需的2.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多次对国内生育率下降表示担忧。他在5月20日的内阁会议后说：“我们的生育率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坦白说，这是一个生存威胁，是土耳其的灾难。”
埃尔多安一直鼓励土耳其妇女生育至少三个孩子，而且最好是生五个，以实现他通过培养更大且更年轻的人口来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目标。尽管政府为鼓励人们早日结婚与生育更多孩子出台多项新法，但去年土耳其出生率仍连续第八年下跌，从2001年的2.38跌至1.51，令埃尔多安震惊。
在亚洲，这个问题更加突出。韩国政府自2006年以来在儿童保育津贴等措施上花费超过360万亿韩元（约3536亿新元），但生育率仍在去年跌至0.72，在全球垫底。
日本和新加坡的少子化问题也很严重。新加坡去年的整体生育率仅为0.97，首次跌至1.0以下；日本去年的新生儿人数则连续第八年减少，至75万8631个，为1899年日本开始收集出生率数据以来的最低纪录。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形容，低生育率是日本面临的最大危机。
学者：人口即命运
根据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今年3月发布的研究报告，全球生育率已从1950年的5左右跌至2021年的2.2。在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中，有54%或110个的生育率已跌破2.1。
报告预测，到2050年，全球将有76%或155个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不足以长期维持人口规模；到2100年，这一数字将进一步增至97%或198个。届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新生儿将占全球新生儿数量的一半。
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沃尔塞特（Stein Emil Vollset）说：“从很多方面来说，生育率下降代表了成功，表明有更好、更容易获得的避孕方法、许多女性选择推迟或减少生育，以及有更多的教育和就业机会。”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贝斯图（Stuart Gietel-Basten）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也认同，生育率下降不一定是坏事，而是伴随现代化进程的积极变化而来，如经济发展、妇女赋权、计划生育和避孕手段的普及，以及对不育接受度提高、教育进步等。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当生育率下降时，死亡率往往也会降低。
不过这却也带来问题和挑战。贝斯图解释，如果生育率下降过快，医疗、教育、住房和其他受人口变化影响的公共服务必须迅速适应，而这是相当困难的。若生育率长时间维持在低水平，人口将非常快速地老化并造成人口停滞和下降，不利于经济增长。
南洋理工大学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院院长廖振扬也告诉《联合早报》，人口是工业的基础，而经济政策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他说：“技术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人口下降，但不能完全弥补……人的因素对这一过程仍然至关重要。若有适当的教育和社会基础设施，拥有更大的人口基数也有助于培养更大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
除了拖累增长，加重养老金、医疗体系和其他福利制度的负担、减少税收等经济后果，新生儿减少还可能影响军事和政治领域。以面临朝鲜120万大军长期挑衅和威胁的韩国为例，生育率下跌意味着未来新兵减少，给国家安全蒙上阴影。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波斯特（Paul Poast）在时事评论网站World Politics Review发表的文章形容，在国际政治中，人口就是命运。他向《联合早报》解释：“人口规模对于确定一个国家的国内经济规模和军事潜力至关重要。人口规模不能决定一切，否则最大的国家永远会是最强大的国家，但如果没有大量人口，就很难成为大国。“
美国企业研究所政治经济学亨利·温特研究项目主任埃伯施塔特（Nicholas Eberstadt）早前在《外交》杂志撰文分析称，随着东亚地区生育率下降，日本、韩国和台湾将倾向于向内看；中国大陆则将发现，它的雄心和能力之间有着越来越大并可能无法弥合的差距。这些转变或将间接重塑国际政局。
催生不能解决问题 各国政府划错重点？
面对生育率下降，许多国家政府下意识的反应是大力“催生”。米佐塔基斯5月在雅典举行的“人口2024——国家优先事项”会议上说，政府已采取措施提升出生率，包括提高产妇津贴、减免婴儿用品税收等。政府也与私营部门更紧密合作，为想要建立家庭的人提供更多激励措施。但他表明：“应对人口问题需要耐心和很多时间才能看到成果。没有什么神奇的解决方案。”
其他许多国家也想方设法刺激人口增长，但收效甚微。希腊社会凝聚力和家庭部部长扎哈拉基早前接受路透社访问时坦承：“如果我告诉你，任何部门的任何部长……能够扭转这一趋势，那将是谎言。”但她同时强调：“我们必须继续尝试。”
贝斯图受访时说，生育率下降与它带来的种种问题，不是要人们生育更多孩子就能解决的，各国应从整体大局着眼，多管齐下。“你必须始终从整体看待这个问题，把所有相关的不同事项连起来。”
“假设我们的养老金制度是不可持续的，那么与其说，让我们生更多婴儿……要做的应该是改善养老金制度，对吧？”
他补充道，一个婴儿长大成人、能够工作缴税约要20年，届时养老金制度可能已破产，劳动力结构也完全不同了。况且，人们不会因政府敦促他们生育，或提供几千元的补助，就决定生孩子。
贝斯图提议：“我们何不充分利用已有的潜在人力，给他们真正工作的机会？多年来，许多国家的妇女劳动力参与率一直在降低，我们有很多较年长的人想要工作，很多残障者和被排除在劳动市场之外的人……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思考，一切问题将获得更有效的应对。”
据《经济学人》报道，在波兰和法国，刺激生育的计划成本高达每个新生儿100万至200万美元（约135万新元至269万新元），而只有少数公民产生的财政收益足够抵消这笔钱。报道说，多数经济体将必须适应生育率下降带来的社会变化，政府得重新思考福利政策，如提高退休年龄以减轻公共财政压力、鼓励采用新技术以提高生产力等。相比之下，生育促进政策是一个代价高昂、社会倒退的错误。
不过，贝斯图认为产假、儿童保育服务等亲家庭政策还是必要的。“但不是为了提高生育率，而是因为这是正确的做法。人们显然也需要支持，以拥有他们想要的孩子数量。”
以韩国为例，当地好些职业妇女，在家庭和工作之间难以取舍。结婚三年的郭泰熙（34岁）告诉路透社：“生孩子在我的计划清单中，但我不想错过晋升机会。”她去年一度考虑接受体外受精（IVF）治疗，但最终为了事业，主动接下工作项目，延后治疗计划。
贝斯图说：“我想新加坡、香港、日本或中国大陆的情况也差不多……妇女被认为应该包揽所有的事。”
父母双方共享的育儿假是贝斯图提倡的一项措施。“我认为，这会释出非常明确的信号，即育儿是团队合作，男女都要参与其中。但是，这也需要雇主和企业改变思维。”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202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冰岛和瑞典等更多男性参与家务和育儿的国家，生育率达到1.8或更高；韩国和日本等男性参与比例最低的国家，生育率则较低。
尽可能让老年人保持健康和活跃也很重要。贝斯图说：“我们要尝试缩短他们需要扶助的时间，无论是来自家庭、国家或社区的扶助。”
一些专家也建议，韩国等生育率下降严重的亚洲国家应提高多元家庭形式的接受度，包括让单身人士和同性伴侣养育孩子。
广纳移民或制造和转嫁问题
除了鼓励人们多生，开放移民也是应对人口危机的方式之一，但在许多国家，这充满争议，如何让移民融入当地社会也是个难题。
波斯特说，许多国家抗拒开放移民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而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这种意识形态可能会助长仇外心理，从而引发对移民的限制。监管移民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政府会希望确保新进来的人能为国家的福祉做出贡献，并且有记录可以追踪这些人。然而，许多移民系统的入境门槛，远远超出了实现这些目标的范围。”
此外，移民系统是脆弱的，若别国出台更优惠的政策、支付更高的工资，移民可能会选择到其他国家。同时，移民也会变老，若以延缓人口老化为目标，每年就必须引进越来越多的移民，而世界人口是有限的。
这种解决方案也可能损人利己，一个国家通过接收移民解决问题之际，可能给输出这些劳动力的国家带来问题。贝斯图说：“毫无疑问，移民可以发挥作用，但不是万能药。实际上，它可能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制造一样多的新问题或挑战。”
贝斯图认为，移民可在特定领域发挥作用，如新加坡和香港就通过引进菲律宾护士应对医护人员短缺的问题。但他质问：“那么，我们何不改善这里的护理行业呢？让它变成人们实际上想要从事、享有更高薪酬和待遇、有良好职业发展、有尊严和令人自豪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