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主体自由、法律地位均等、法治社会与民主治理体制，这三者是关系国家可持续高效发展的根本体制工具，也是一个有机统一体，缺失任何一环，一个国家整体的发展与安全能力，将受到严重制约或者无谓损耗。
中美对立、金砖扩容、朝核狂躁、美国持续对台军售及印太战略推升，都在显示全球基于不同价值观（发展理念）及政治、资本利益追逐的国家阵营，已经或者正在重新形成，新的冷战时代正在到来，且全球可能爆发热战的多个风暴点正在聚集。俄乌战场、以巴冲突、东欧、台海、朝鲜半岛，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区域乃至全球冲突的战场。全球发展与安全出现重大系统性风险。美国也已经开始品尝到自己种下的苦果。
北约国家基于俄罗斯安全威胁加剧，正在加强北约东翼军事部署，波兰增兵波白边境，立陶宛、波兰等国决定或者正在讨论关闭对俄、白边境。北约与俄、白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危险系数明显上升。中国也因对俄政策相关因素导致出现发展与安全情势的系统性深度恶化。中国应高度警惕俄朝等国家对中国发展与安全大局的竭力恶意绑架。
中国面临十分严峻的内外“循环”发展情势。中国的发展，首先必须自力更生，紧紧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内在变革和发展能力，同时必须高度重视以开放体制为底层的国际大环境营建。开放体制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内外双“循环”发展，是中华民族崛起必须同时具备的两个必要条件，不能顾此失彼，更不可彼此替代，必须两手抓。
大国兴起取决于经贸全球化能力
发展是国家安全的前提。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产能输出，离不开在国际产业链中占据足够市场份额及人民币国际化能力。从近代欧洲到北美，之所以领先全球，根本原因就在于具有持续的海外投资及本币国际化能力。
自从人类发展进入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尤其一个大国的兴起，根本上取决于其经贸活动全球化的能力。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揭示近代西方国家崛起的奥秘：英国不仅有强大的本土工商业，海外投资也遥遥领先其他国家。英国1850年的海外投资额为2亿英镑，半个世纪后至20世纪初已达40亿英镑，占全球资本主义国家海外总投资的一半。
人类社会迄今实际上已出现两次任务指向不同的全球化运动。第一次是15世纪到18世纪，从哥伦布航行美洲发端，任务是打破封建体制，建立自由市场经济秩序。1776年，《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在欧洲正式诞生，自此全球自由市场经济全面展开。第二次，18世纪迄今，以法国大革命及其《人权宣言》与美国独立战争及其《独立宣言》为标志，任务是建立自由、法治、平等、分权、反专制的民主治理政体。人类发展迄今所经历的两次全球化运动，根本目标是在全球建立统一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秩序，及必然要求相配套的法治与民主治理可持续发展政体。
中国在19、20世纪遭受西方及日本侵略的惨痛历史距今不远。现在应当十分严肃地正视这样一个问题：推进全面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与民主治理政体确立的速度和深度，与国家富强及民族崛起成正比。改革开放40年，已经十分明确地实证了这一命题。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等于必然导致剥削和压迫及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理念也不等于就不会有剥削和压迫的现实存在，及一定能够实现共同富裕。克服无序的两极分化与追求全社会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营建切实符合人类与社会秉性的社会生产与分配体制，既能保证社会生产力高效有序运行，又能同时克服社会生产无序与分配不公。
全面市场经济秩序及其配套构建的法治与民主政体，恰是能够在实现社会生产力可持续高效发展的基础上，克服无序两极分化，并实现全社会基础共同富裕的必须制度保障。
马克思生活在19世纪的欧洲，随着英国及欧洲工业革命兴起，他看到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思维有意志的产业工人，只须在固定程序上拨弄一下开关，其余全由流水线去完成，人类被机械化，生产过程被资本化，而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与生产规模，却以远超之前以小农经济与手工作坊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惊人速度发展着。马克思惊呼：“人类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没有一个位子，或者毋宁说，资本主义承认的只有贪婪、贪心、骄傲以及对金钱和权力的迷恋。”
马克思思想体系充满负能量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形态是生产力从低阶走向高阶的变革，是人与人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变革，是由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型，是人类由矇昧孤立落后走向文明融汇的发展进步。然而，善于负面思维的马克思却把具有良好发展的社会竞争秩序，视作一种“吃人”的社会制度。以现在的语言讲，马克思是一个充满负能量的人，他的思想体系也自然充满负能量。
马克思完全违背人类生物秉性提出的“共产主义”制度设想，表面上是为了全人类的共同美好生活愿景，实际上是违背天道，即干扰、迟滞人类文明进步的反科学的假说。这必须引起在中国真正有天赋及明智的学术与政治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和警惕，这事关中国发展与安全全局及现代化和民族崛起。
近期美国《外交》期刊文章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已经结束，停滞时代正在开始。8月21日，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分析机构荣鼎咨询中国市场研究主管赖特说，北京将永远无法问鼎全球经济霸主。中国如何用事实去打破这些美国人的认识与判断？
中国正面临的发展和安全挑战，表面上主要是经济问题，实际上主要是国家治理理念和政策问题。如果说中国因为在第一次全球化过程中的迟钝，导致发展落后，乃至在19、20世纪间濒临亡国危险，那么它不可再因丧失全球化时代机遇，而深陷发展与安全危机。
中国面临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发展、安全及两岸统一，都绕不开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处理。1979年1月，邓小平应时任美国总统卡特邀请访美归来后说：与美国搞好关系的都发展起来了，搞不好的都发展得不好。这句话，今天仍未失效。中国无论在发展、安全与两岸统一及国际发展环境营建上，违背或者不重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将付出代价。
大凡已经成熟的法治与民主治理国家，都获得良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水准。反之，朝鲜等反民主反人民的封闭专制国家，仍然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有的边改边发展，虽然有所发展，但不免存在重重结构性难题。
市场主体自由、法律地位均等、法治社会与民主治理体制，这三者是关系国家可持续高效发展的根本体制工具，也是一个有机统一体，缺失任何一环，一个国家整体的发展与安全能力，将受到严重制约或者无谓损耗。
现在，全球的矛盾、分裂与战乱态势在于，一方面全球治理一体化与民主化进程是人类发展必然趋向，另一方面又遭遇逆全球化力量重重阻扰，不同价值观和体制及利益局限之间产生了激烈搏斗。
但是，这并不说明以自由市场、法治社会、民主政治作为人类社会前行的逻辑趋势，已经或者将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分裂绝不会是人类社会的终点，恰恰将是在为新的、更高水平的全球治理秩序的建立，积聚经验和教训。这是一个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进行激烈搏斗，而将发生新一轮全球治理重大转型的时代。
中国在任何时候，都应将中美及中欧发展关系作为政治、经贸、外交及军事外向关系应对的第一序位。如果说中俄关系只能作为一时所需，那么中美及中欧关系事关中华民族根本性长远战略利益，是中国应当始终恪守的首要全球战略落点。
作者是北京国情国策研究机构发展与安全研究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