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上旬，日本迎来黄金周长假。利用黄金周出国的人数，逐渐恢复到冠病疫情之前。但是，由于日元贬值，日本人出行的目的地，也基本集中在近邻国家和地区。尽管如此，除了香港，北京和上海都没能进入日本人出行首选前十名单。背景之一，是日本人对前往中国感到恐惧。疫情虽已结束，日本前往中国的游客却不能恢复到从前，与其说不能恢复到疫情之前，倒不如说是对疫情之前就开始的中国拘留日本人事件，感到高度戒备，或者说心理戒备程度有增无减。
2023年，在中国有很多业务的一家日本制药公司员工，在北京被拘留，给日本经济界带来强烈冲击。此外，2019年日本国立大学的日本籍中国问题研究人员被拘留，也给日本社会以及学术界带来强烈打击。此后，中日学术交流受到很大制约。还有，如最近在日本执教的中国籍大学教师，在短暂回国之际遭到中国官方拘留的事例，不断增加。进入2024年后，日本神户学院大学和亚细亚大学的中国籍教师等，也被中国官方拘留，这都是冰山一角。教师被拘留，学生也会紧张，令人担忧的是，这可能会妨碍中日间青少年的交流事业。
2024年黄金周之前，在香港关于违反《国安法》的审判中披露，日本一位前国会议员（前众议院议员菅野志樱里）被被告人（《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要求在日本制定抗议国安法的法令，这在香港的审判中被视为问题。该前议员是确实认为，日本应该有《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而展开活动。但是，她否定与黎智英有直接接触。据日本媒体报道，香港法院指控菅野志樱里与黎智英之间有共谋罪。这是所谓的“国内法的域外适用”的尝试，也被视为是对日本实施的牵制手段。
中国方面经常指日本的报道很偏颇，果真如此吗？有时也会听到一种说法，质疑中国根据中国法律行事，就构成干涉中国内政。但是，日本社会之所以将拘留日本人事件，和“中国国内法律的域外适用”看得很重，第一是因为《反间谍法》等运用标准不明确，对为什么、以怎样的标准被捕，如何治罪还不清楚。第二，今日情况在1970年代以来的日中交流历史中，堪称一大变化。目前，中日间的民间交流，特别是日本想前往中国交流的人数大受影响。中国政府希望这种状态持续吗？
当然，中国也认为应该扩大日中民间交流，特别是促进青少年交流，是很重要的。在3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指出《反间谍法》等的运用标准不明确，致使前往中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在减少。但是，即使有这样的声音，重视“国家安全”的倾向，至少在表面上并没有缓和；事实上，冠以“国家安全”之名所采取的措施，大大抑制了国际交流进展。
相反，目前从中国来日本的人数正在增加。但是，在中国国内，尤其在公共机关和大学等地方工作的人，要办理出国手续变得愈加繁琐。很多文件与其说是为了取得签证，不如说是中国国内所须要的手续。日本要邀请中国人来日本，日方也必须准备很多文件。目前的状况是，在日中之间，日本人很难去中国，而中国人则持续向日本流动。为此，日方必须准备诸多繁琐的文件。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将受到严重阻碍，民间交流将受到很大抑制。对任何国家来说，“国家安全”都很重要，重视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关于其运用和适用程序，首先要信息公开和尽到说明义务，另外，也要考虑到对其他领域的影响。难道不必基于现实采取合适的应对方式吗？今天正需要日中民间进行广泛交流，而交流本身却受到极大限制。笔者对此表示强烈的忧虑。
（作者是东京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