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建国者基本上以理性和常识为依据，同时能观照国际大势，具备经济视野；更重要的是，能把民众福祉放在心上。本来民主制度就没有固定模式，紧跟西方而荒腔走板的国家所在多有。新加坡走出自己的一套，或许因为领袖更懂得西方文明的缺陷。
从人类组成社会以来，权力的继承就是一个老大难题。古代中国有禅让的传说，但那终究只是传说，上古的《竹书纪年》早就记录尧舜禹之间权力的延续是染血与残酷的。事实上，早在《竹书纪年》还没出土的先秦时代，法家的韩非子就根本不信禅让这一套。韩非子已经怀疑当时的权力继承，是舜杀了尧、禹杀了舜的“弑君”版本；连儒家的荀子也不相信。他们之所以不信，显然是秉持常识与对人性的了解所做出的判断。反倒是一些儒家大咖和司马迁，硬把乌托邦的理想政治，寄托在离他们非常遥远的“虚拟”人物身上，误导了后世一些读书人。
比中国历史更遥远的埃及法老王时代的记录，似乎比较完整。三四千年前的王朝以家族长子传承为主，靠着祭司对法老王的神化，以及军队等统治机器的建构，维持政权。但到后来都要面对家族关系出现混乱的困境，最终王权继承出现争议、冲突、不稳定，以致王朝瓦解。
在全世界大多数地区，几千年来的权力继承模式都是依靠血缘，也都不能免于血腥。同质性高的少数人的长期统治，总会因为今天我们所说的自满、傲慢、权力垄断、政策偏差，导致统治机制松弛、腐朽，最终引发权力争夺或社会逆反。革命的出现总是要经过酝酿期，但傲慢的统治机制会忽视隐患，也找不到解决方案。像清朝的爱新觉罗氏那样主动交出政权的情况极少，也是不得已。如果没有西方政治的借鉴，东方文化也不会开展出现代民选的权力继承模式。
英国《大宪章》制定超过800年，王权逐渐稀释，直到成为虚位元首；另一边厢则是民权逐步确立，直到能完全掌控国家方向。姑不论今天的民主政治带给世人多少种印象，不论批判或拥戴，过去800年间，英国对内为争夺权力而流血的事件，越到后期越少。“数人头”成为习惯乃至传统而终于成为一种文明之后，最顶尖的国家社会精英和家族，都不再须要牢牢掌握权力，才能保住身家性命，也就懂得敞开胸怀，欣赏海阔天空的轻松与自由。
这其实才是民主制度对精英的意义所在。
无论东西方精英家族，很多都具备顶级的艺文涵养，那是经历上百年传承与教养的结晶。然而东方的血缘政治却会在过了临界点之后，让家族面对残酷的清洗，一切归零。近代欧洲许多政治家族能避免这样的命运，就因为砍人头不再是取得权力的思考路径。
被称为权谋大师的基辛格生前有过传世名言“权力是终极的春药”，不受理性规范的权力继承祸害匪浅，不仅争权者要面对成王败寇的生死结局，最糟糕的是无辜百姓都要跟着接受沦为不同草芥的命运。
既然民主体制可以让权力传承免除各方的恐惧，让全体民众免除无语问天的悲剧，理性的国家与人民必定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以民主为依归。这是民主主义几百年的酝酿与不断优化之后，带给我们的常识。它让人看到，几千年来，人类政治“嫡子继位”“君权神授”“传男不传女”等诸般非理性、无逻辑、充满欺骗性的行为的荒诞。
正因这种荒诞在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对民主的疑义越来越少，所以连朝鲜的全名也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但也反过来证明，当代“民主”市场如何充斥假冒伪劣的货色。
近代脱离殖民地的国家多以民主制度为基础，但由于缺乏制度建设的人文与历史素养，人治色彩深浅不一。幸运点的，能大致把握尊重民意的方向，不幸的都已经坠入宗教化或军事混战的深渊，权力继承始终没有跳出危机深重的窠臼。
新加坡建国者基本上以理性和常识为依据，同时能观照国际大势，具备经济视野；更重要的，是能把民众福祉放在心上。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幸运而非必然。几十年来，这一建国的探索方向没有偏离常识判断，稳健走在民主轨道，虽然不乏人治色彩，但权力继承合乎执政党内的逻辑，虽不紧跟西方民主模式，却自成以大局为重的一格。本来民主制度就没有固定模式，紧跟西方而荒腔走板的国家所在多有。新加坡走出自己的一套，或许因为领袖更懂得西方文明的缺陷。
李光耀让儿子从政，曾经引起长时间的质疑，但李显龙励精图治的成果，为自己留下该有的口碑。在威权色彩尚未完全褪去之前，淡化世家参政或许是值得重视的课题，因为随着社会知识阶层不断扩大，族群越来越复杂，所可能产生的逆反心理也会越来越强。
李显龙很不容易地走过了那个时代，新加坡进入在全世界看来都更正常化的民主制度，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其实李显龙也刚讲了一句传世名言：“你的邮区号码不会决定你的命运。”在后李显龙时代，缺乏政治世家背景的第四代领导团队接班，完美地体现了“邮区号码不决定命运”的政治文化，让新加坡的政治焕发新生命力。
蒋经国去世前几年，在台湾依旧大权在握时，说了同样传世的名言：“权柄很容易用它，难的是什么时候不去用它”“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是最后一位，我以专制来结束专制”“我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任总统”。从中国权力历史的滔滔长河背景下看他，无疑是千古一人。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