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霸权的组成中，美元体系使得美国在全球贸易结算过程中所具有的支配性地位，在全球以相对较低的代价获取大量原材料、高质量的服务，同时吸引全球人才前往美国并服务美国社会；先进的科学技术使美国拥有顶尖的军事武器和强大的军事力量投送能力；错综复杂的盟友体系使美国能通过内部沟通的方式，调整全球各地区内部的盟友之间关系，以维持地区权力结构稳定并防止其他力量渗透。
美元、科技与盟友体系三者相辅相成，确保了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但正如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所强调的，各国之间的发展速度是不平衡的，国家间实力对比必然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之中。在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之后，美元体系正受到来自新兴发展中国家贸易货币结算活动的冲击，如金砖国家内部正在酝酿一种能够抵抗美元霸权的新型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体系；美国科技在全球的领先地位，在过去受到来自欧洲、日本的冲击，现在美国则以“小院高墙”的形式与中国竞争。
当美元体系和科技地位受到冲击，美国的盟友体系必然受到影响，而以特朗普和拜登为代表的两届美国政府，则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
对于霸权地位受到的冲击，特朗普认为正是美国盟友使得美国为维持霸权所付出的代价过多，导致美国国力相对衰落。所以他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试图通过要求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对外国商品提高关税，并与包括英国、日本、欧盟在内的盟友重新谈判的方式，重塑美国盟友体系。拜登政府则以共同的民主价值、安全的产业供应链作为抓手，希望以价值体系和产业投资的方式拉拢盟友。在价值体系领域，美国积极塑造俄罗斯、伊朗等国是对民主世界的威胁的形象；在供应链安全领域则鼓吹中国对全球供应链安全造成的威胁。
不管是特朗普还是拜登，美国调整盟友体系的行为，实际上反映美国盟友体系正面临的压力；而美国管理盟友的能力正受冲击。这一冲击体现在美国对两场进行中的战争缺乏有效处理手段。
如果没有俄乌战争和以哈冲突，美国可能正和欧洲盟友遏制俄罗斯、和印太盟友围堵中国；两场战争的爆发与持续，暴露它在管控盟友行为上的力不从心。尽管美国在印太地区以多种联盟机制，试图削弱中国的影响力，但上述联盟机制实际上正在以扩展合作的方式，而不是管控盟友的方式进行。因为对于涉及的国家如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来说，它们当然希望与美国在本地区开展合作，特别是这些合作领域正在扩展到气候变化、技术创新合作等方面。
在过去，美国管理盟友的能力体现在处理盟友间的关系，和影响盟友在与外部大国互动中的行为，如在冷战时期，尽管美国与苏联展开对峙，但实际上两国在互动中形成丰富的经验和默契，双方都没有纵容自己的盟友在被两国视为核心利益的领域进行挑衅，这也被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沃尔兹（Kenneth Neal Waltz）作为论证两极结构更加稳定的现实案例之一。
现在，美国没能阻止俄乌战争和以哈冲突的爆发，同时作为盟友，美国不得不为北约、以色列盟友以及乌克兰提供支持。对两场战争的支持既消耗美国大量的资源，也在一步一步削弱美国在现代国际秩序中的合法性。当美国试图给局势降温时，盟友却不买账。乌克兰在未通知美国和北约的情况下，对俄罗斯本土库尔斯克地区发动攻击，美国只得以推迟提供远程武器的方式“惩罚”；以色列以大规模引爆通讯设备的方式，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袭击，无疑将导致中东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多次前往中东斡旋，试图推动局势降温。以色列的行动将使以哈停火进程继续延后，美国面临的压力也将持续存在。
所以，从美国盟友体系的发展现状来看，扩展合作容易，管控分歧与风险却是困难的。对于美国决策者而言，或许是时候反思盟友体系了，毕竟战后的盟友体系所服务的最重要对象是冷战，而这已经不适合如今的国际社会。经过美国重新整合后的新型联盟机制，即通过对多组双边盟友关系进行整合、将多样化的“低政治”合作领域纳入联盟议程之中，并积极吸引其他非盟友的伙伴国加入其中的新形式，如四方对话+（Quad Plus）机制之所以能吸引亚太地区其他国家采取一定的合作态度，原因不在于Quad是美国主导下，针对印太地区的军事安全合作机制，而在于机制所涉及的较广泛的具体合作领域。同时，在美中竞争背景下，双方在争取与其他国家合作的过程中都较为谨慎，都在避免制造“选边站”局面，故而“开放”也就成为获得支持与合作的必要条件。
作者是成都世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