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并不是疯子。他可能反复无常，变幻莫测。但他追求的是一些合理的、帮助美国民众的目标。我们应尽可能地与他合作。所有亚洲国家，尤其是亚细安、中国和印度，都应提出双赢协议，帮助美国，特别是投票给特朗普的美国工人阶级。
2024年11月8日星期五，我把《纽约时报》国际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因为它刊登了许多试图解释特朗普为何当选美国总统的文章。我想知道，《纽约时报》尽管明显不喜欢特朗普，但在试图解释特朗普当选的原因时，是否会公正客观？还是会被意识形态蒙蔽双眼？坦率地说，《纽约时报》确实是被其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蒙蔽了。
第一页有一段话可以支持我以上的论点。这段话写道：“结果，美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选出一名被定罪的罪犯担任总统。他们将权力交还给一名试图推翻上次选举成绩、呼吁‘终止’宪法以恢复其职位、渴望在上任第一天就成为独裁者，并誓言要对他的对手实施‘报复’的领导人。”这段话的含义很明确：美国人民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有几篇文章试图解释为什么美国人民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事实上，《纽约时报》的社论在标题中明确表达了这一信息：“美国做出了危险的选择。”
我仔细阅读这篇社论，想看看它是否会承认自由派人士，比如《纽约时报》的社论作者，对特朗普的当选负有任何责任。遗憾的是，社论没有明确承认这一点。然而，当未来的历史学家撰写关于特朗普在2024年再次当选的文章时，他们肯定会讨论，甚至强调自由派人士在促成特朗普当选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在这里，我得尝试为“自由派”给个定义。在当今世界，我不得不求助于ChatGPT以快速获得答案。它的回答是：“自由派是指拥护自由主义的人；自由主义是一种强调个人自由、平等和宽容的政治和道德哲学。”更重要的是，这个群体的成员沆瀣一气，而这也是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执政美国的群体。他们也认为自己有权治理美国。可悲的是，他们并不承认自己在治理中犯下的错误。
自由派犯了三个战略错误
本文的主要论点是，美国自由派（如《纽约时报》社论作者）在最近几十年里犯了三个战略错误，导致特朗普当选。第一个错误是忘记“自由主义”乃建立在“自由”和“平等”两大支柱之上。当代美国自由派已忘记自由主义奠基者的智慧，如18世纪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在其开创性著作《社会契约论》中强调“自由”和“平等”是社会治理的基础。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并在2024年再次当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本应受到自由主义“平等”理念保护的美国底层50%的人口，在过去几十年中生活水平反而停滞不前。
近代最有影响力的美国自由主义哲学家是约翰·罗尔斯。他生于1921年，卒于2002年。我有幸曾见过他一面。事实上，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关于他的名著《正义论》。这本书最有力的论点之一是，社会中最富裕阶层的财富增加，只有在最贫困阶层也能受益的情况下，才是合理的。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写道：“应该调整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使得社会中处于最劣势的成员受益最大。”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冷战结束后的1992年初，最富有的0.1%人口掌握着8.9%的美国家庭财富，而最底层的50%人口则掌握着3.8%。到2024年，最富有的0.1%人口所掌握的美国家庭财富已升至13.6%，而最底层的50%人口所占份额则下降到2.5%。
我在《中国赢了吗？》一书中用了一整章来解释为什么美国实际上已变成一个“金权政治”社会——一个支持富人而忽视穷人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美国穷人投票给亿万富翁特朗普的矛盾结果。原因何在？他们想投票给一个能够痛击华盛顿特区建制自由派的人。2024年选举的另一个矛盾之处在于，建制自由派对特朗普的抨击和蔑视越多，就越能说服美国穷人，尤其是白人工人阶级，投票给特朗普。希拉莉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称特朗普支持者为“一群可怜虫”，却极大地帮助了后者。在2024年大选前夕，现任总统拜登称特朗普支持者为“垃圾”。自由派不断蔑视特朗普，让他获得包括大量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在内的工人阶级的支持，这些人对美国建制自由派精英阶层极其不满。
自由派犯的第二个战略错误是，未能有效回应特朗普将身份政治作为竞选核心的策略。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同僚利用反跨性别言论作为鼓动选民的有效政治工具，包括毫无根据地声称，儿童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在学校接受变性手术。在2024年选举周期中，共和党投放了1亿5000万美元的反跨性别广告，使用了诸如“卡玛拉（编按：哈里斯）的议程是他们（they/them），而不是你”之类的口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指出，这些反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LGBTQ）等群体的广告，“超过了共和党人在竞选最后关键阶段试图影响公众的几乎所有其他广告主题——排在犯罪、通货膨胀和移民之前，仅次于税收问题”，特朗普竞选团队及支持他的外部团体将三分之一的电视广告支出用于此类广告。著名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就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探讨跨性别议题对特朗普当选的影响。他在文中说：“根据支持哈里斯的主要政治行动委员会‘未来前进’的分析，观看该广告使2.7%的观众转而支持特朗普（他以2%的优势赢得普选）。”特朗普利用了自由派未能注意到或解决的深层怨恨。
阻止战争才是道德的
美国自由派犯的第三个战略错误是，支持越来越多的战争。包括《纽约时报》社论作者在内的自由派精英阶层，对自己在道德上优于特朗普深信不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毫不犹豫地对特朗普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然而，从某个方面来看，特朗普在道德上比美国自由派更优越，尽管这看起来有些匪夷所思。发动战争是不道德的，阻止战争才是道德的。特朗普将自己塑造成和平候选人，甚至在胜选演讲中说：“我不会发动战争，我会阻止战争。”他主张美国停止战争是完全正确的。作为一名共和党政客，他指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一场灾难，这是很有勇气的。他在2015年共和党初选辩论中说：“我们不仅对中东地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也对人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那些被杀的人，那些被消灭的人——为了什么？我们又没有取得胜利。真是一团糟。中东地区完全不稳定，一片混乱。我希望我们有那4万亿或5万亿美元。我希望这些钱能花在美国的学校、医院、道路、机场和其他所有正在衰败的基础设施上！”
特朗普这番话不仅仅具有道德上的意义。如果美国自由派听从他的建议，他们本可节省美国在这么多场战争中浪费的数万亿美元（是的，数万亿）。布朗大学的战争成本项目估计，在发生在九一一事件后，从2001年到2022年，美国联邦政府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及其他地方的战争中花费了超过8万亿美元。研究人员指出，这一数字“忽略了许多其他费用，如对美国经济的宏观经济成本；没有将战争资金投资于其他领域的机会成本；战争借款的未来利息；以及地方政府和私人的战争成本”。他们估计，到2050年代，美国将为战争借款支付额外的6.5万亿美元的利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得势的自由派统治阶级听取特朗普的建议，把所有这些钱都花在帮助美国工人阶级和建设世界级的实体基础设施上，让美国人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特朗普就不会当选。
但是，他已当选。全世界，包括亚细安和新加坡，都将不得不与他打交道。这并不容易。然而，要想成功地与他打交道，我们必须把美国自由派写的关于他的所有垃圾言论扔进垃圾桶。他们不了解他，而我们可以尝试去了解。说到底，特朗普并不是疯子。他可能反复无常，变幻莫测。但他追求的是一些合理的、帮助美国民众的目标。他想“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是合理的。我们应尽可能地与特朗普合作。所有亚洲国家，尤其是亚细安、中国和印度，都应提出双赢的协议，帮助美国，特别是投票给特朗普的美国工人阶级。这是可以做到的。事实上，这对亚洲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让欧洲人一如既往地对他进行道德谴责吧。我们应与特朗普合作，无论我们是否喜欢他。
作者Kishore Mahbubani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新加坡前资深外交官
黄金顺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