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哈萨克斯坦国务顾问卡林到访中国人民大学发表演讲。演讲后人大教授王宪举提问，说不久前他曾访问哈萨克斯坦，发现生育率很高，哈国是怎样做到让女大学生“老老实实地，服服帖帖地就这么生孩子，早生、多生？”言谈中不经意流露出不合时宜的男权思想，引起中国广大网民的批评。“雷语”一问的背后，反映的是中国部分学者之“精英弱智化”，已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所谓“精英弱智化”，是笔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坐在书斋里的一些人文科学知识分子，虽顶着各种头衔和荣誉，跻身学界精英之列，但不愿走进田野地头开展社会研究，只凭一些统计数据和各类文字报告进行分析，且以某种观念先行，因而往往严重脱离实际，思维巨婴化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当然，精英弱智化现象不仅中国有，欧美也有。美国民主党精英就因为提出的政策举措太不接地气，得罪了穷困的白人阶层，才在今年大选中惨败给特朗普。
本来，稍微了解国情的中国人都知道，大学生不愿生育的原因何在，根本无须在这样的学术研讨会上向老外讨教。当今中国失业率高企，即便是硕士、博士，就业都相当困难。不能就业就没有薪酬，没有“五险一金”，也没有住房，生存都是问题，还怎么结婚生育？尽管这些困境，政府也在积极应对，但成效尚未显现。提问者显然是体制内既得利益者，自家乃至亲戚不存在此类困难，才会发出“何不食肉糜”式的提问。
中国大学生为何就业愈来愈困难？答曰：因为国家当下的经济大环境不好。主要是内需不足，消费不振，抑制产业链供给链的活力，导致通货紧缩，生产供销萎缩，民营企业举步维艰。大学生就业困难，或只能低质量就业（即工作辛苦，薪酬微薄，不足以保障家庭日常支出），当然没有生育意愿。
再深层次追问：什么原因造成中国今天经济大环境欠佳？答曰：外部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针对，打乱中国经济的有序发展，这方面讨论文章汗牛充栋；内部原因则是中国仍未走出冠病疫情留下的阴影。
中国抗疫成就举世共睹，若刻意抹煞，既不客观也不公正。但无可否认的是，也出现一些当时考虑不周以致影响至今的大问题。
疫情期间，中国的应对措施主要是全面封城锁区严禁人员随意出入，以阻断病毒传播。封禁对体制内人影响不大，至多是一些生活不便。但对体制外，特别是自主创业刚起步，还没有足够资本积累的年轻人，则打击甚大。在正常状态下，这些人还算过得滋润，逢上疫情这种百年大变局，脆弱一面就立即显现——生活甚至生存都成了大问题。这也是疫情后人们为何更注重储蓄，没有出现报复性消费增长的原因之一，也是大学生和研究生在疫情后考公热猛涨之故。
曾几何时，很多人毕业后愿意自主创业杀出一条路，争当人生大赢家，不屑于体制内的庸碌职业。但一场疫情后，人的想法变了。如今高校一个学生辅导员职位，都有无数个博士、硕士争抢，还要靠私人关系。只要在体制内，一些本科毕业生连保洁员工作都争着干。疫情打击的不仅是消费热情，也极大打击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和硕博士生的创业热情，后者直接造成年轻人失业率高企不下的危象。故疫情封禁期间，为政者最大失误，恐怕还是未能对大批自主创业者和一些中小微企业做好托底工作。假如当年也能像今天，为刺激消费投入大量真金白银，创业者就不会有后顾之忧，不仅会迎来报复性消费增长，且创业激情依旧，年轻人的就业也不会有太大问题，政府压力也能小一点。
当然，事后诸葛亮谁都会做。反思归反思，但不要怨天尤人，求全责备。当务之急应尽快摆脱这种“疫情后遗症”，政府不仅要考虑如何刺激消费，还要最大限度地重启创业热情。这同样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还要相关人员下基层认真调研，帮助精准制策、施策。学者也应走出象牙塔，发挥专长，帮助政府找出应对之策。只有“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才会少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提问。
顺便说一句，即便在目前困境下，政府在促就业方面仍大有可为。譬如，全国2000多个大小省市，若实施城市垃圾资源化，就可创造出无数诸如垃圾分类监督员、垃圾分级处理员之类的岗位。疫情前，中央政府曾将垃圾分类工作交给上海试行，后来似乎被疫情打断。如今似可在全国重启，既优化环境，拓展资源，还促进就业。类似的事情想必还有很多，只要脑洞大开，群策群力，落在实处即可。
作者是西安科技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