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崛起，中文是许多外交官选择学习的语文。英国、法国、日本和印度驻新加坡的大使和最高专员接受《联合早报》采访，畅谈他们学中文的经验，对中文和中华文化的热爱，以及中文如何帮助他们推进外交工作。
常驻新加坡的一些大使和外交官指出，中国崛起，观察中国发展的各界人士有增无减，而新加坡作为本区域枢纽，正好可以作为外交官、学者、政界和商界人士，观察中国乃至大中华地区发展与变化的地方。
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卡拉·欧文（Kara Owen）认为，新加坡非常国际化，在这里可以接触很多不同背景的人，可以讨论区域课题，也可以了解中国的变化。
她说：“很多人在新加坡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到过本区域很多地方。这里是一个思考和讨论亚洲、太平洋、印度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好地方。”
“我的很多朋友和联系人在中国有业务，在中国有很多经验。通过他们，我可以及时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也可以通过我自己的网络了解中国。”
新加坡的国际化，还体现在它是学术观点和新闻信息的交汇点。
日本驻新加坡大使石川浩司指出，新加坡有很多国际会议，讨论本区域、中国和美国问题的机会比较多，也有着眼区域的中英文媒体。
有人认为，近年来跨国企业和资本加速撤离香港，连带从事各行各业的香港人和外国侨民也撤离，而新加坡是他们的目的地之一。因此，更多国家派出懂中文的外交官常驻新加坡。
印度驻新加坡最高专员安伯乐（Shilpak Ambule）则认为，新加坡和香港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不能非香港不可，也不能非新加坡不可，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在香港设有领事馆，有几名会说中文或在那里学习中文的官员。如果在新加坡和香港都有人，这只会带来更多好处。”
新加坡资深外交官、巡回大使陈庆珠指出，新加坡历史上有不少懂中文的外国使节，例如1959年至1961年的美国领事馆政治官威廉·布朗（William Brown）、1984年至1986年的美国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1992年至1993年的美国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以及2016年至2022年的法国大使阿邦苏尔（Marc Abensour）等。
陈庆珠说，从历史上看，外国不同时期派驻新加坡的外交官，对不同课题感兴趣。例如1960年代的新加坡仍受共产主义威胁，所以派出的外交官希望能更好地掌握共产党人的地下活动信息。
进入1970年代后，新加坡逐渐发展起来，建立起优质的大学、研究院和高度国际化的智库，吸引更多人在新加坡工作。
“外交使节发现，在新加坡，可以跟路过这里的人和访客进行非常有趣的交流，还可以参加很好的会议。他们认为这里是了解本区域和中国的好地方。”
印度最高专员 爱华文也爱川菜
外交官掌握一门语言，是职业生涯无往不利的必要工具。
印度驻新加坡最高专员安伯乐说：“我向来认为，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及其文化和战略思想的大门。你越了解一个语言，就越了解那个国家的人民，误解他们意图的可能性就越小。”
安伯乐2002年加入外交部时选择学习中文，之后在北京的印度大使馆工作八年，期间到美国上翻译和口译硕士课程。他不仅能讲一口流利且标准的华语，还能即席口译，给同事和到访中国的印度领导人当传译。
安伯乐认为，中文之难在于必须认识很多字和花时间练习。
“我觉得挑战在于需要很多时间，每天要两三个小时。一开始时，每天写字，写400次。难度不在语言，而是时间。还要有比较强的听力，所以我在北京的时候，会看报纸，听新闻联播。”
会说华语，让安伯乐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在新加坡，跟人交流时少一层隔阂。“驻中国时，你作为一个外国人，可以说中文，他们很欢迎你，很乐意帮助你学中文。”
安伯乐对中文的兴趣，还延伸到美食上。作为嗜辣的印度人，安伯乐钟爱川菜。他如数家珍地说，他喜欢宫保鸡丁、鱼香肉丝、干煸四季豆、麻婆豆腐、麻辣火锅等，还有北京的煎饼、饺子、包子等。
“中国和印度有一些共同点，国家比较大，中国有省，印度有邦，每个邦和省有自己的特点……我们也有很多邦喜欢吃辣，中国也有很多地方喜欢吃辣。中国有句俗话——四川人不怕辣，湖南人怕不辣，贵州人辣不怕。”
印中这两个文明古国近年来因为领土主权而关系不睦，安伯乐因此认为，认识对方的语文是外交官做好工作的利器。
“外交官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要告诉国内的总部，或者告诉东道国，真正的意图是什么，或者不应该有任何误解，或者某些事情在我的国家或你的国家是如何运作的。”
法国大使 越难越要学华文
在法国，学生都会学习第二语文，多数选择德语；只有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才会挑战自己学习中文。
法国驻新加坡大使曾明怡（Minh-di Tang）就是其中之一。
曾明怡说：“在法国，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就应该学习中文，因为中文是非常难的，只有最好的学生可以学习中文，所以我们那时都有学习中文的想法。”
曾明怡是越南裔法国人，因为对中文和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上高中时开始学中文。她对中文的兴趣没有因为高中毕业而淡化，反而愈发强烈。
“高中毕业时，我觉得中文学得还不够，当时还不会跟中国人聊天，不会看报纸，也不会看小说，所以我很想继续学中文。”
曾明怡拥有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以及中国语言与文明学士学位。
对曾明怡来说，中文难学，因为读和写截然不同。“会说，不一定会念；会念，不一定会写。这是最难的，我觉得比其他语言难很多。”
她记得，以前必须每天练习写字，才能确保不会很快忘掉所学到的汉字。
既然中文难学难精，为何要坚持？
“因为学会了中文，你可以直接了解一个文化。你不须要靠别人帮你翻译，你可以直接跟这个文化有联系。”
曾明怡保持看报纸的习惯，每天都看《联合早报》。
“我虽然可以找同事帮我翻译，但看翻译的感觉不一样。你如果自己看得懂那些文章，是不一样的，很有满足感。”
虽然外交圈子以英语为主，但曾明怡认为懂中文对外交工作有帮助。
“在新加坡，或者讲华语的地方，我可以跟人们讲华语……我不必通过其他语言来跟他们沟通，这对我的工作很有帮助，我的工作就是要了解新加坡人的看法。”
日本大使 每天练书法抄唐诗
日本驻新加坡大使石川浩司高中时期曾对前途感到迷茫。一次机缘巧合，他阅读了日本著名作家城山三郎的《落日燃中》而深受启发，立志成为外交官。
石川浩司说：“书中描述一名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努力推进日中关系的前首相广田弘毅，尽管他最终未能实现这一目标，并在战后被判处死刑，但他的经历引起我对日中外交关系的兴趣。”
在1970年代的日本，英语、法语和德语都比汉语更受欢迎，“选修汉语的我在当时算是少数派”。
为了实现理想，石川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没少下苦工，包括苦背词汇、学写简体汉字和练习发音等。“日本人比较熟悉汉字，但普通话有四个声调，日语却没有，所以学发音最困难。”
大学毕业后，石川进入外交部工作，并获得到中国学汉语的机会。
留学生活在多方面深化了石川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热爱。“除了透过课本学习汉语，能与中国的老师和同学近距离交流，比如一起旅游、一起做菜等，让我自然而然地学会了更多汉语。”
石川先后三次被派到北京工作。他发现相比于只会日语和英语的同事，能流利使用汉语同中国政府官员或寻常百姓交流，可以降低沟通壁垒，增进理解。
石川依然保持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并延续在中国养成的习惯——练书法。每天清晨，他会腾出约一小时半，抄写唐诗、《论语》等。“一边练习书法、一边学习中华文化，是我每天早上的一段宝贵时间。”
石川尤其喜欢唐诗。“唐诗的词汇与现代常用语不同，当我不理解某个词语时，会停下来翻阅词典，将它背下来。在朗诵唐诗的过程中，我发现唐诗非常美丽，有些诗的意境十分感人，还能体现出诗人的性情，真的很有意思。”
英国最高专员 爱上农历新年
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卡拉·欧文跟亚洲结下不解之缘：18岁跟随父母移居菲律宾，加入英国外交部后的第一个外派地是香港，之后在英国驻越南大使馆工作。
除了母语英语，她能讲法语、西班牙语、粤语和越南语。
回忆起初学粤语时的艰辛，欧文说：“一开始，我只能苦背词汇，尤其当粤语还有九个声调时，你就必须确保自己有一双很好的耳朵，能区分这些声调并调整自己的发音。”
欧文苦背了许多常用短语，如“三点半，来我这”。“背诵这些短语让我能边背词汇，边记声调，真的很有用。”
欧文认为，学习外语须能不耻下问，“不要为自己犯的错误感到尴尬”。“我在香港的时候，从不放过任何能与德士司机聊天的机会，和他们交谈不仅能增进我的粤语水平，还能加深我对香港文化的理解。”
此外，看儿童动画片和香港电影，也有效提升欧文的日常对话水平。
“尽管我现在的粤语有些生疏了，但我还是会抓住跟人说粤语的任何机会，速度虽慢了些，但这样的尝试能很好拉近彼此的距离。”
欧文认为，语言能透露很多信息，比如同一个人在使用母语和外语时，可能会展现不同的性格。语言也很复杂，同样的信息经过不同语言传递后，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语意。
长住香港的经历让欧文的生活变得更丰富。她说，当一个人喜欢上某个地方时，就会被当地的传统文化感染，她就因喜欢香港而爱上农历新年。“每逢农历年，我会和女儿一边包水饺一边闲聊，这已成为我们家的一项传统活动。”
英外交官：更了解和认识中国人
英国最高专员公署外交官鲍旭（Stuart Brown）也能讲流利的粤语和中文。他在香港长大，中文则是后来到北京语言大学学的。他认为，从生活中学中文更深刻。
他在北京时，住处楼下的水果摊贩每天跟他说水果的名称。他喜欢唱卡拉OK，不仅从中学会发音，还学会看繁体字。他还喜欢看中文版《三国演义》，因为“中国人也读这本书，思想行为可能受书的影响，我读了《三国演义》，可以更好的认识中国人，了解他们的想法”。
如今，鲍旭正期待再次被调到北京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