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彭博社
中国中央政府加杠杆将有助于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减轻地方财政压力，然而硬币的另一面是：随着央地关系中中央政府的支配权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缩手缩脚”之下，积极性或会渐受压制。
中国在今年四季度增发万亿国债，全部通过转移支付安排给地方。此举被市场视为政府间债务结构改革的开始：过去八年间地方政府杠杆急剧扩张，地方政府债规模从2015年初的约1万亿元人民币增至今年11月末的40万亿元，此外被视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城投债务，据IMF预估达约66万亿元，未来地方债务增长的势头料将放缓。
而中国经济复苏疲弱乏力，中央政府举债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此举有望减轻地方债务负担，但同时也将令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收入。长此以往，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可能受到打击，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也将失去灵活性，无法根据地方的不同需求进行调整。
“（当下中央加杠杆）是推进相对容易的路径，长期不能让地方靠吃中央，”西班牙对外银行驻香港的经济学家夏乐接受彭博采访时表示，否则会“扼杀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创新，无助于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夏乐认为地方的经济发展、社会事务地方最了解，还是需要发挥地方主观能动性，防止产生懒政。
对少做少错的风气政府也开始有所警惕。此前据媒体报道，去年浙江丽水市景宁县将三家单位和乡镇评选为“躺平者”，批评其不作为、不担当、履职不力。
去年时任总理李克强警告说经济增长面临滑出合理区间的风险，其随后主持召开东南沿海五省市主要负责人座谈会敦促其挖掘潜力实施更多促增长政策。
央地关系
中国央地财权之争已持续几十年。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帮助中央政府走出财政困境。然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承担着大约80%的开支，却只能获得40%的税收收入。近年来地方财政困难加剧的讨论不绝于耳。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爆发式扩容，通过地方政府表外融资拉动基建投资支持地方经济增长；2015年中国各省市获准自发自还地方债，从此地方政府表内债务迅速膨胀。但2020年以来，在疫情爆发和房地产市场低迷的双重打击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偿债能力显著下降，地方举债拉动模式已经不可持续。
而中国高层前些年酝酿的为地方政府增加主体税种的改革构想也难以推进。房地产市场低迷持续加深令全国范围内的房地产税改革遭到搁置，而消费税改革亦未能推动。
“地方税体系建设是个慢变量，把相关的配套改革任务完成，要等待很长的时间。”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接受彭博采访时称，在没有可能依靠地方税体系给予地方政府稳定收入来源解决地方问题的时候，中央利用自己最高等级信用来筹集资金，然后安排转移支付来支持地方，有其合理性，是一个比较立竿见影的方式。
新一轮改革
在上周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高层领导人表示“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但未给出进一步说明。分析人士预期中国可能正在考虑进一步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我觉得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可能有很大的一个方面是中央承担更大的赤字的责任和更大的支出责任，” 法国巴黎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Jacqueline Rong称。
近年来地方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性已逐年增加。彭博计算发现，2023年中央转移支付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逾九成。渣打银行大中华及北亚首席经济学家丁爽认为，增加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好处是中央可以决定转移给哪个地方，起到调剂余缺的作用。
“预计明后年不仅中央收入100%全部转给地方，还要把中央发债的部分资金也转给地方。”丁爽称，“以后即便不是危机状况财政赤字率也可以超过3%。”
在北京大学教授Michael Pettis看来，尽管地方政府面临着巨大的现金流压力，但它们持有的资产高达中国GDP的20%-30%，将其中一部分转移给居民，比如将土地用于建造保障房，而不是高价卖出开发成商品房，将是提振消费和实现经济再平衡的“最不痛苦”的方式。
“在未来几年，我们可能会看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究竟谁来承担这种转移的成本，会出现矛盾。”Pettis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