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和女儿的关系，最有利于帮助女儿建立稳固的成家意愿和心态。政策制定者应该注重，如何支持长辈在促进下一代生育率方面的角色，专业地帮助现代妈妈，在没有压力下和孩子谈婚嫁之事，以及生儿育女的计划。
新加坡的人口政策在过去半个世纪做了180度的转变。在1950至197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严重冲击了新加坡的居住问题，衍生了接下来30年的两个孩子政策，新加坡整体总和生育率从1960年的每位女性5.76降低到千禧年的1.41。接下来20多年里，逐年增加的育儿鼓励措施和有利生儿育女及护幼的经济政策接踵而来，只可惜新生儿的人数有减无增。去年，居民整体生育率创下了0.97的最低纪录，已经进入人口萎缩的阶段！总理屡次三番拉的警报也如春风过耳，无影无踪。
要扭转新加坡的生育率，不得不先了解导致目前局面的原因，从而对症下药，才不至于对空喊话，一切枉然。
新加坡低生育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常听闻的说法及我们看到的政策，集中在缩短取得适合自己的住房等候时间，以及津贴护理及孩子学前的教育经费，而女性事业及经济上的发展受阻等诸多顾虑与担忧，尚无全面的解决方案。官方数据明显说明，到目前为止的政策和措施，犹如隔靴搔痒，未能解开问题症结。
新加坡人是富有“爱心”的，很多角落不乏郎情妹意、出双入对的男女；怜悯之心更处处可见于逐日激增的猫犬禽兽宠物的数量，组屋的居住条件也相对地一再放宽松，允许每个单位收养更多宠物。唯独在育养孩子的事情上，这些爱心如东逝水，与日偏离，而且愈流愈急愈远。我们真的没有引水回流的希望吗？
面对严峻挑战，正是走出传统框框寻找别出心裁的治理方式，以大刀阔斧取代隔靴搔痒的时候。
30余年来，我一直和许多1980年至2000年代的准祖母级女士密切接触，发现很多女士对孩子传输一个“为人父母是非常困难”的概念，不少人赞同、甚至鼓励孩子不要生儿育女！我了解这是因为那一代的准祖母，年轻时亲身经历过社会动荡和贫困日子，有感而生的想法。
妈妈对孩子的影响之大，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有一些人对我说，过去和年轻朋友见面时，拍拍对方肩膀，开口就问是否又添了一个宝宝。现在这种口头禅已经销声匿迹。自2000年到现在这段期间的准祖母级女士，她们的经历已大不同，可是却面对另一种窘境，她们不但不能和经济独立、雄心勃勃的儿女提婚嫁，更不必说生儿育女了！然而，我发现这个逆境并非已成定局，也是政策上可以发展的切入点。
近日，一位妈妈来找我做例常体检，带着24岁的妙龄女儿。妈妈问我的退休计划，将来是否可以照顾她女儿的健康，还征求我给她女儿一些好建议。我明白妈妈的言外之意，和她女儿谈了一谈，她平易随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谈了她的梦想和计划。我趁虚而入，说到世界上没有百分百美好的东西，在处理人生事务时，遇到如意郎君就得捉紧机会结婚，趁年轻生儿育女。这对母女在毫无压力的轻谈后满意地离去。
妈妈和女儿的关系，最有利于帮助女儿建立稳固的成家意愿和心态。政策制定者应该注重，如何支持长辈在促进下一代生育率方面的角色，专业地帮助现代妈妈，在没有压力下和孩子谈婚嫁之事，以及生儿育女的计划。
另一方面，每对夫妻如果选择不生育，都有各自的原因，有的是丈夫不想要孩子，有的是妻子不愿怀孕，也有志同道合的夫妻共同不要有孩子。他们对于目前的政策奖励无动于衷，但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助意见摇摆的夫妇走上生儿育女之道。
大家固然可以有选择权的自由，坚持不要有孩子。在人权当道的时代，他们的抉择无可厚非，但是站在社会公平的角度来说，他们将来也不能幸免于付出享受自由自在的代价！
在低生育率的国家，人口迅速老龄化，社会经济负担膨胀，而国家的经济来源却得依赖人数萎缩中的年轻一族，叫人不得不担忧可能会有经济崩溃的一天。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的良策之一，就是投资和栽培现有的孩子，让他们发挥创新能力和有更高的生产率，创造国家的财富。
投资和栽培孩子必须从怀孕开始，包括照顾孕妇的健康和福利，还得深入和恳切地体会护育新生儿第一年的重要性，和新手父母面对的无数挑战，给在职母亲生产后第一年有全薪的待遇，让她们能够全心全意在家哺育幼婴。同时，目前中小学享有几乎免费制度，也应该延伸到幼儿的学前教育。
家有幼儿的母亲回到职场后，雇主可以酌情处理，提供伸缩性的工作时间、居家办公等等，让母亲在劳动力上不落伍脱节，又能亲身照顾孩子。
这种种措施无疑需要庞大的经费，但这可是为国家将来的存亡而投资，必须由全民共同承担，不生育的国人必须负起更高的弥补责任。一向以来，有幼儿的家庭承受了惩罚性的付出，而“自由行”的国民独享安逸日子，是一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制造平等的社会责任，对消除“望生育而止步”局面的重要性，不容小觑，更是当务之急，必须及时着手处理。
作者是妇产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