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艾利森:西方可从新加坡学到什么

美国人和英国人珍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以及与之相关的自由权利。但是,如果让他们选择,他们会接受某些权利受到限制,以享有新加坡人所习惯的高标准治理吗?

当被问及美国政府是否运作良好时,大多数美国人的回答是否定的。根据国际市场研究机构益普索(Ipsos)最近的民意调查,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盖洛普的报告称,只有26%的人对总统、最高法院和国会等美国主要机构有信心。在18岁至25岁的美国人中,近一半的人认为,民主或独裁“没有区别”,或者“独裁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好的”。正如《经济学人》最近的封面文章所言:“冷战胜利后,美国模式似乎无懈可击。一代人之后,美国人自己也对此失去了信心。

大多数新加坡人则对他们的政府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新加坡实行受管控的政治制度,虽有选举,但却有利于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四分之三的新加坡人对本国的民主运作情况感到满意。此外,80%的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一比率在益普索5月对29个国家所做的民调中最高。

今年,美国和新加坡都面临任何政治制度中最具挑战性的考验之一,即领导人的权力交接。政治学教科书认为,与威权或管控式的制度相比,民主制度在这方面更具优势。然而,正如今年所显示的,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今年5月,当时任总理李显龙将领导棒子交给继任者黄循财时,新加坡人几乎一致对这一有序、和平的权力交接赞扬有加。与此相反,随着总统大选的临近,美国人的悲观情绪却与日俱增,选民将不得不在两个声称对方的胜利,即意味着美国民主的终结的候选人之间做出选择。根据路透社和益普索4月的民调,三分之二的美国选民认为两个候选人都不应该参选。

这些比较引出了一个问题:新加坡的治理水平是否优于其他国家?

三份成绩单和九点对比

要回答这个问题,请参考以下三份成绩单,它们使用国际组织的数据来评估新加坡,以及今年举行重大选举的两个国家:美国和英国。每份成绩单都根据这些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达到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李显龙父亲)所认为的政府职能的要求进行评分。李光耀认为,政府的职能是:“提高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准, 并且使人民享有与社会其他人士一致的最高度的个人自由。”

第一份成绩单考虑的是公民福祉。我们根据收入、健康、安全和安全感等有充足数据的类别进行评估。

第二份成绩单涵盖世界银行所谓的“治理”,即政府在面对问题、作出政策选择、执行政策和防止腐败方面的有效性。

第三份成绩单则考虑个人权利和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解释难度比较大。它包括国际组织,以及衡量公民对本国民主情况的看法的民调,所做出的判断。

与这些成绩单相关的九点启示值得反思。首先,李显龙留给继任者的是一个现在比美国人更富有的人口,其富裕程度几乎是前英国殖民统治者的两倍。当他于2004年上任时,所谓的新加坡奇迹已经发生:自1960年代以来,新加坡经济飞速增长,使该国从贫困状态发展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三。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情况将会保持不变。然而,20年后,新加坡的人均GDP(8万8500美元,约11万9545新元),却比美国的人均GDP(8万5000美元,约11万4818新元)高出4%以上。

其次,尽管经济快速增长往往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但在过去20年里,新加坡已将不平等程度从0.47显著降至0.37(以基尼系数衡量,0代表完全平等,1代表完全不平等),而美国一直保持在0.47左右。相比之下,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是南非,为0.63。

第三,新加坡人普遍比美国和英国人更健康,更长寿。仅在20年前,这三个国家的预期寿命大致相同。如今,新加坡的预期寿命(83岁)比美国(76岁)和英国(81岁)都要长。新加坡的婴儿死亡率已从1965年的每千名新生儿中有27人死亡,下降到2004年的4人,再到今天的1.8人,明显低于其他两个国家。此外,93%的新加坡人对本国的医疗体系表示满意,相比之下,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满意度分别为75%和77%。

第四,新加坡显然为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做好最充分的准备。由于冠病疫情几乎同时袭击所有国家,这对各国的应对系统构成了明确的考验。按人均计算,死于冠病的美国人或英国人,是新加坡人的10倍左右。

第五,虽然大约三分之一的新加坡人、美国人和英国人从大学毕业,但新加坡学生的学术表现往往优于其他两个国家的同龄人。2022年,41%的新加坡中学生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数学测试中获得高分,而美国人和英国人的这一比率分别为7%和11%。2009年,新加坡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的数学测试中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如今,新加坡排名第一,遥遥领先于中国及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而美国排名第34,英国排名第14。

第六,根据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在确保法治和控制腐败方面,新加坡的表现超过了美国和英国。这与经合组织的数据一致。该数据显示,在公民对司法体系的信心(89%)和对政府的总体满意度(93%)方面,新加坡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一。

第七,新加坡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国家之一:在“政治稳定和不存在暴力及恐怖主义”方面,世界银行将新加坡列为第97个百分位数的国家,高于20年前的第85个百分位。相比之下,美国只排在第45个百分位,英国则排在第62个百分位。

第八,就政治和法律环境而论,跨国企业普遍认为新加坡是世界上最适合经商的地方。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中,新加坡于2019年超越美国,从2004年的第5位上升到今天的第1位。新加坡连续16年在经济学人信息部(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经商环境排行榜上名列榜首;美国通常排名第三,而英国甚至没有进入前10名。

最后,新加坡人行使政治权利的自由要少得多,而这使情况变得复杂起来。根据“人权观察”(Humans Right Watch)组织,新加坡的“政治环境仍然极其压抑”。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仅将新加坡列为“部分自由”,只得48分(满分为100分),而在话语权和问责制方面,世界银行仅将新加坡列为全球所有国家的第44个百分位。话语权和问责制“反映了一国公民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选择政府,以及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媒体自由”。在美国和英国,这些数字要高得多,有时比新加坡高出一倍。

政府的作用是什么?

尽管如此,民调显示,大多数新加坡人对本国的民主制度感到满意。然而,即使是不同意国际社会对其政体批评的新加坡人也认识到,有必要为国内辩论创造更多空间。正如新总理黄循财最近所说:大多数人“希望国会有更多反对党的声音。因此,国会中肯定会继续有反对党的存在”

新加坡在前两份成绩单的排名,与第三份成绩单的排名形成鲜明对比,这让我们又回到一个问题上:政府的作用是什么?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一个更加专制的国家,可能比一个更加开放的民主国家治理得更好,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历史上很少有仁慈的独裁政权能够实现良政,或者长期保持仁慈。但就新加坡而言,事实却是摆在眼前,不容忽视。

美国人和英国人珍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以及与之相关的自由权利。但是,如果让他们选择,他们会接受某些权利受到限制,以享有新加坡人所习惯的高标准治理吗?他们更关心的是畅所欲言和支持反对党的自由,还是新加坡商人郑恩里所说的“凌晨时分可以在街上安全地行走,能够打开门而不用担心被盗窃”,以及“知道孩子在学校是安全的,不必担心毒品或被有精神病的人开枪射杀”的自由?

说得更夸张一点,我们不妨考虑一个极端的假设。想象一下,美国和英国的公民不是在美国总统候选人拜登和特朗普,或保守党和工党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可以投票选择替代方案,即把未来四年的国家治理工作外包给新加坡执政党。到了2028年,公民将有机会再次投票,是让该党再执政四年,还是恢复现行制度,在两党推出的候选人中作出选择。

这是一个激进且明显不切实际的假设。但是,对这一问题,以及这种安排所可能带来的好处进行反思,应该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思考让政府发挥作用所需的条件。

作者Graham Allison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

英文原题:What the West Can Learn From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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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顺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