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和英国人珍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以及与之相关的自由权利。但是，如果让他们选择，他们会接受某些权利受到限制，以享有新加坡人所习惯的高标准治理吗？
当被问及美国政府是否运作良好时，大多数美国人的回答是否定的。根据国际市场研究机构益普索（Ipsos）最近的民意调查，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盖洛普的报告称，只有26%的人对总统、最高法院和国会等美国主要机构有信心。在18岁至25岁的美国人中，近一半的人认为，民主或独裁“没有区别”，或者“独裁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好的”。正如《经济学人》最近的封面文章所言：“冷战胜利后，美国模式似乎无懈可击。一代人之后，美国人自己也对此失去了信心。
大多数新加坡人则对他们的政府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新加坡实行受管控的政治制度，虽有选举，但却有利于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四分之三的新加坡人对本国的民主运作情况感到满意。此外，80%的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一比率在益普索5月对29个国家所做的民调中最高。
今年，美国和新加坡都面临任何政治制度中最具挑战性的考验之一，即领导人的权力交接。政治学教科书认为，与威权或管控式的制度相比，民主制度在这方面更具优势。然而，正如今年所显示的，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今年5月，当时任总理李显龙将领导棒子交给继任者黄循财时，新加坡人几乎一致对这一有序、和平的权力交接赞扬有加。与此相反，随着总统大选的临近，美国人的悲观情绪却与日俱增，选民将不得不在两个声称对方的胜利，即意味着美国民主的终结的候选人之间做出选择。根据路透社和益普索4月的民调，三分之二的美国选民认为两个候选人都不应该参选。
这些比较引出了一个问题：新加坡的治理水平是否优于其他国家？
三份成绩单和九点对比
要回答这个问题，请参考以下三份成绩单，它们使用国际组织的数据来评估新加坡，以及今年举行重大选举的两个国家：美国和英国。每份成绩单都根据这些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达到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李显龙父亲）所认为的政府职能的要求进行评分。李光耀认为，政府的职能是：“提高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准, 并且使人民享有与社会其他人士一致的最高度的个人自由。”
第一份成绩单考虑的是公民福祉。我们根据收入、健康、安全和安全感等有充足数据的类别进行评估。
第二份成绩单涵盖世界银行所谓的“治理”，即政府在面对问题、作出政策选择、执行政策和防止腐败方面的有效性。
第三份成绩单则考虑个人权利和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解释难度比较大。它包括国际组织，以及衡量公民对本国民主情况的看法的民调，所做出的判断。
与这些成绩单相关的九点启示值得反思。首先，李显龙留给继任者的是一个现在比美国人更富有的人口，其富裕程度几乎是前英国殖民统治者的两倍。当他于2004年上任时，所谓的新加坡奇迹已经发生：自1960年代以来，新加坡经济飞速增长，使该国从贫困状态发展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三。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情况将会保持不变。然而，20年后，新加坡的人均GDP（8万8500美元，约11万9545新元），却比美国的人均GDP（8万5000美元，约11万4818新元）高出4%以上。
其次，尽管经济快速增长往往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但在过去20年里，新加坡已将不平等程度从0.47显著降至0.37（以基尼系数衡量，0代表完全平等，1代表完全不平等），而美国一直保持在0.47左右。相比之下，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是南非，为0.63。
第三，新加坡人普遍比美国和英国人更健康，更长寿。仅在20年前，这三个国家的预期寿命大致相同。如今，新加坡的预期寿命（83岁）比美国（76岁）和英国（81岁）都要长。新加坡的婴儿死亡率已从1965年的每千名新生儿中有27人死亡，下降到2004年的4人，再到今天的1.8人，明显低于其他两个国家。此外，93%的新加坡人对本国的医疗体系表示满意，相比之下，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满意度分别为75%和77%。
第四，新加坡显然为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做好最充分的准备。由于冠病疫情几乎同时袭击所有国家，这对各国的应对系统构成了明确的考验。按人均计算，死于冠病的美国人或英国人，是新加坡人的10倍左右。
第五，虽然大约三分之一的新加坡人、美国人和英国人从大学毕业，但新加坡学生的学术表现往往优于其他两个国家的同龄人。2022年，41%的新加坡中学生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数学测试中获得高分，而美国人和英国人的这一比率分别为7%和11%。2009年，新加坡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的数学测试中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如今，新加坡排名第一，遥遥领先于中国及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而美国排名第34，英国排名第14。
第六，根据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在确保法治和控制腐败方面，新加坡的表现超过了美国和英国。这与经合组织的数据一致。该数据显示，在公民对司法体系的信心（89%）和对政府的总体满意度（93%）方面，新加坡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一。
第七，新加坡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国家之一：在“政治稳定和不存在暴力及恐怖主义”方面，世界银行将新加坡列为第97个百分位数的国家，高于20年前的第85个百分位。相比之下，美国只排在第45个百分位，英国则排在第62个百分位。
第八，就政治和法律环境而论，跨国企业普遍认为新加坡是世界上最适合经商的地方。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中，新加坡于2019年超越美国，从2004年的第5位上升到今天的第1位。新加坡连续16年在经济学人信息部（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经商环境排行榜上名列榜首；美国通常排名第三，而英国甚至没有进入前10名。
最后，新加坡人行使政治权利的自由要少得多，而这使情况变得复杂起来。根据“人权观察”（Humans Right Watch）组织，新加坡的“政治环境仍然极其压抑”。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仅将新加坡列为“部分自由”，只得48分（满分为100分），而在话语权和问责制方面，世界银行仅将新加坡列为全球所有国家的第44个百分位。话语权和问责制“反映了一国公民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选择政府，以及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媒体自由”。在美国和英国，这些数字要高得多，有时比新加坡高出一倍。
政府的作用是什么？
尽管如此，民调显示，大多数新加坡人对本国的民主制度感到满意。然而，即使是不同意国际社会对其政体批评的新加坡人也认识到，有必要为国内辩论创造更多空间。正如新总理黄循财最近所说：大多数人“希望国会有更多反对党的声音。因此，国会中肯定会继续有反对党的存在”
新加坡在前两份成绩单的排名，与第三份成绩单的排名形成鲜明对比，这让我们又回到一个问题上：政府的作用是什么？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一个更加专制的国家，可能比一个更加开放的民主国家治理得更好，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历史上很少有仁慈的独裁政权能够实现良政，或者长期保持仁慈。但就新加坡而言，事实却是摆在眼前，不容忽视。
美国人和英国人珍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以及与之相关的自由权利。但是，如果让他们选择，他们会接受某些权利受到限制，以享有新加坡人所习惯的高标准治理吗？他们更关心的是畅所欲言和支持反对党的自由，还是新加坡商人郑恩里所说的“凌晨时分可以在街上安全地行走，能够打开门而不用担心被盗窃”，以及“知道孩子在学校是安全的，不必担心毒品或被有精神病的人开枪射杀”的自由？
说得更夸张一点，我们不妨考虑一个极端的假设。想象一下，美国和英国的公民不是在美国总统候选人拜登和特朗普，或保守党和工党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可以投票选择替代方案，即把未来四年的国家治理工作外包给新加坡执政党。到了2028年，公民将有机会再次投票，是让该党再执政四年，还是恢复现行制度，在两党推出的候选人中作出选择。
这是一个激进且明显不切实际的假设。但是，对这一问题，以及这种安排所可能带来的好处进行反思，应该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思考让政府发挥作用所需的条件。
作者Graham Allison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
英文原题：What the West Can Learn From Singapore
版权所有：Foreign Policy, 2024.
黄金顺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