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系内部凝聚力，在外压越来越大的国际环境里变得越来越关键。凝聚力的产生，除了各族同胞都追求的安居乐业之外，更必须有超越物质考虑的精神元素，包括对在地历史的认知与感情。
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3月26日在行政服务常年晚宴及擢升仪式上致辞时，用三个D来形容新加坡今后将面对的国际环境：脱离（disconnect）、中断（disruption）和分裂（division）。他也用五个C来总结新加坡成功的原则：连接性（connectedness）、创意（creativity）、凝聚力（cohesion）、勇气（courage）和领导层的连续性（continuity）。
张志贤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可信的，当下的俄乌战争和以哈冲突，仅仅是三D的表象，美中的大国博弈，从贸易战到科技战，乃至如今在南中国海以及台海的互别苗头，都有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军事冲突。这也反过来凸显五C的重要性，因为城堡总是由内部攻破。一个国家能否克服外部挑战，完全取决于内部的韧性与团结程度。
新加坡成功的基础，应当说是建立在英国人一手建设的自由贸易港口之上。现代新加坡的出现，首先无非源自发财致富的强烈动机。无论是被拐卖来的还是自愿离乡背井，从中国、印度乃至世界各地聚集到这个小岛的不同人群，都是为了给自己以及后人开创更美好的未来。大家出于相同的目的，由陌生人一变而为邻居，最后再变为同胞，但原始的动机始终如一——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因此，新加坡华社的精英阶层有别于原乡中国，不是代表且负责传承文化传统的乡绅士大夫，而是长袖善舞并随机应变的商人。从开埠至今，新加坡华社地位最崇高的团体是中华总商会，社团领袖也多由乐善好施的商人担任。虽然这些华商领袖也兴办学校，设立报社，为文化事业贡献力量，但同秉承“以天下为己任”文化担当的文人士大夫相比，在理念和情怀上毕竟还是有所差距的。
与其他欧洲殖民者不同，英国人最关心的是做买卖，只要不妨碍这一目的，他们通常依循自由放任的精神，在坚持司法的尊严之外，对于改变殖民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并不太感兴趣。于是，新加坡才会形成多元种族、语言和宗教的社会结构。法治之所以被英国人奉为圭臬，因为自由贸易讲究的是契约精神，法律的公平性减少生意人最讨厌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新加坡建国后保留了这一重要传统，以及背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基因，或许是繁荣至今的秘密之一。
这一社会基因，加上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强调政教分离的治理原则得到延续，奠定了新加坡独立后多元社会和平共存的基础。人类历史上的战争，除了对土地、人口、财富和资源的掠夺，主要还是出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恐惧。是故，源自不同文明的人群毗邻而居，而不发生斗争动乱，就需要能让大家相安无事的超越性规范；根据法治精神强调的平等的逻辑，所发展出来的唯才是用原则，让新加坡能够善用多元的丰富性，把自由竞争的公平性优势发挥到极致。
本地舆论不时冒出非华人能否担任总理的讨论，就人类身份认同的原始心理而言，在一人一票的自由选举制度里，肤色、语言、信仰的潜在左右力量仍然难以忽视。但是在更强调专业能力的非政治领域，非华人领袖的身影则比比皆是，如确保社会公平的司法体系，首席大法官梅达顺自2012年便就任至今；刚退休的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孟文能是任职最久的金管局局长，代表另一个显著例子。有理由相信，随着新加坡人共同身份认同日趋成熟，在政治上出现非华人领袖，并非不能想象的事——至少国会反对党领袖、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就富有象征意义。
在享受了后冷战红利数十年后，世界似乎又从全球化合作的支流，回归历史长河以邻为壑的常态。国防部长黄永宏2月28日在国会警告，未来10年出现区域甚至国际战争的可能性并非零。这与张志贤三个D的国际形势判断相呼应。作为小国的新加坡因而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挑战，甚至传导至影响内部的社会和谐与团结。去年12月生效的《防止外来干预（对应措施）法令》，正是对应这一挑战的未雨绸缪之举。本地回教社群被以哈冲突所挑起的强烈情绪，使得政府必须调整外交立场，就反映了新的地缘政治现实。
维系内部凝聚力，在外压越来越大的国际环境里变得越来越关键。凝聚力的产生，除了各族同胞都追求的安居乐业之外，更必须有超越物质考虑的精神元素，包括对在地历史的认知与感情。经历建国一代和立国一代，相信不少本地家庭在这块土地上至少埋葬了一两代亲人，在物理上扎下了根；如何通过提炼各自原生文化的普世价值，在岛国扎下精神上的根，则构成了另一种考验。
新加坡人的共同身份认同尽管略显雏形，终究仍然是未竟的政治试验。城邦国家的历史宿命向来多舛，多元的社会如何在大难来时“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在自身文化的认同之上，愿意与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同甘苦，共患难，永远是一道待解的难题，特别是在这越来越不太平的新时代。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主任）
